我国关于少数民族犯罪的界定/肖文
作者:法律资料网 时间:2024-07-12 15:01:37 浏览:9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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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关于少数民族犯罪的界定
肖文
少数民族犯罪作为一种新的犯罪类型，应当得到特别的关注和研究。从既存的犯罪学文献中，专门针对少数民族犯罪的研究相对较少，甚至于何为少数
民族犯罪的问题还存在争议。1985年3月，美国一家有权威的法学杂志《美国法律杂志》在一篇对亚洲及中国近年来犯罪学及矫正学研究评述的文章中写道：“近十年是中国大陆犯罪学和矫正学领域最有生气、最为活跃的十年”。“大陆法学界人士开始从社会存在的本身，从经济、文化等各个具体方面去寻找犯罪的根源和矫正犯罪的对策。毫无疑问，这将成为中国犯罪学和矫正学研究最有理性、最富于科学精神的时代。然而，使人感到遗憾的是:所有对犯罪现象、原因及对罪犯矫正的探讨基本上都是以汉民族犯罪现象为标本进行的，对于少数民族犯罪及罪犯矫正却一直没有给予应有的关注。与大陆还处于基本隔绝的台湾，这方面的著作和文章也寥若晨星。这种对犯罪学及矫正学研究仅仅局限在以一个主要民族为标本，而不包括其它几个少数民族的状况不能不说是中国犯罪学和矫正学发展中的一个严重缺陷……”。甚至在少数民族犯罪问题指向如何，究竟指向少数民族地区抑或主体，还是指向少数民族整体抑或个体?理论界都存在疑问。在我看来，少数民族犯罪是按照行为人的民族身份对犯罪现象的一种新的分析。首先，它是一种以犯罪主体的民族身份作为标准进行的分类，少数民族公民作为犯罪主体在民族地区表现得较为集中和突出。我国宪法规定，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实行区域自治，设立自治机关，行使自治权。因此，少数民族聚居地以少数民族数量为多，犯罪总量中少数民族犯罪自然较多。在民族地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背景下，将少数民族犯罪界定为以犯罪主体身份为标准的划分的犯罪而不是按照地区划分的犯罪(比如“城乡结合部犯罪”)是适宜的，既可以关照少数民族地区的犯罪总量，又可以关照少数民族作为主体实施的犯罪的个量。其次，它应当指向少民族个体，是少数民族中个体公民对国家刑法规范的蔑视与挑战。马克思认为:犯罪是孤立的个人反对统治关系的斗争。在我国，各民族一律平等，国家保障各少数民族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维护和发展各民族的平等、团结、互助关系。禁止对任何民族的歧视和压迫，禁止破坏民族团结和制造民族分裂的行为。少数民族犯罪仅仅是“孤立的”少数民族个人对“统治秩序”(正常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社会管理秩序等)的侵犯。复次,少数民族犯罪呈现特征与形成原因的不同。聚居于民族地区的少数民族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领域与汉族存在一定的差别，正是这些环境上的差异导致少数民族犯罪与汉族犯罪在特点与形成原因上的不同。与汉族犯罪相比较，少数民族犯罪受到民族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的影响，对各种犯罪的认识并不一致。因此，少数民族犯罪在多发案件类型、发案时间、地点等犯罪现象诸要素上呈现与其他犯罪相异的特征。再次，少数民族犯罪需要采取不同的刑事政策与犯罪控制手段。不同的犯罪原因必然要求不同的刑事政策与犯罪控制手段。我们的党和政府历史形成的“两少一宽”刑事政策和综合治理的方针是应对少数民族犯罪的有效手段，但需要注意的是，一定要掌握各少数民族犯罪的不同特点以及犯罪形成的不同原因
肖文
少数民族犯罪作为一种新的犯罪类型，应当得到特别的关注和研究。从既存的犯罪学文献中，专门针对少数民族犯罪的研究相对较少，甚至于何为少数
民族犯罪的问题还存在争议。1985年3月，美国一家有权威的法学杂志《美国法律杂志》在一篇对亚洲及中国近年来犯罪学及矫正学研究评述的文章中写道：“近十年是中国大陆犯罪学和矫正学领域最有生气、最为活跃的十年”。“大陆法学界人士开始从社会存在的本身，从经济、文化等各个具体方面去寻找犯罪的根源和矫正犯罪的对策。毫无疑问，这将成为中国犯罪学和矫正学研究最有理性、最富于科学精神的时代。然而，使人感到遗憾的是:所有对犯罪现象、原因及对罪犯矫正的探讨基本上都是以汉民族犯罪现象为标本进行的，对于少数民族犯罪及罪犯矫正却一直没有给予应有的关注。与大陆还处于基本隔绝的台湾，这方面的著作和文章也寥若晨星。这种对犯罪学及矫正学研究仅仅局限在以一个主要民族为标本，而不包括其它几个少数民族的状况不能不说是中国犯罪学和矫正学发展中的一个严重缺陷……”。甚至在少数民族犯罪问题指向如何，究竟指向少数民族地区抑或主体，还是指向少数民族整体抑或个体?理论界都存在疑问。在我看来，少数民族犯罪是按照行为人的民族身份对犯罪现象的一种新的分析。首先，它是一种以犯罪主体的民族身份作为标准进行的分类，少数民族公民作为犯罪主体在民族地区表现得较为集中和突出。我国宪法规定，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实行区域自治，设立自治机关，行使自治权。因此，少数民族聚居地以少数民族数量为多，犯罪总量中少数民族犯罪自然较多。在民族地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背景下，将少数民族犯罪界定为以犯罪主体身份为标准的划分的犯罪而不是按照地区划分的犯罪(比如“城乡结合部犯罪”)是适宜的，既可以关照少数民族地区的犯罪总量，又可以关照少数民族作为主体实施的犯罪的个量。其次，它应当指向少民族个体，是少数民族中个体公民对国家刑法规范的蔑视与挑战。马克思认为:犯罪是孤立的个人反对统治关系的斗争。在我国，各民族一律平等，国家保障各少数民族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维护和发展各民族的平等、团结、互助关系。禁止对任何民族的歧视和压迫，禁止破坏民族团结和制造民族分裂的行为。少数民族犯罪仅仅是“孤立的”少数民族个人对“统治秩序”(正常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社会管理秩序等)的侵犯。复次,少数民族犯罪呈现特征与形成原因的不同。聚居于民族地区的少数民族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领域与汉族存在一定的差别，正是这些环境上的差异导致少数民族犯罪与汉族犯罪在特点与形成原因上的不同。与汉族犯罪相比较，少数民族犯罪受到民族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的影响，对各种犯罪的认识并不一致。因此，少数民族犯罪在多发案件类型、发案时间、地点等犯罪现象诸要素上呈现与其他犯罪相异的特征。再次，少数民族犯罪需要采取不同的刑事政策与犯罪控制手段。不同的犯罪原因必然要求不同的刑事政策与犯罪控制手段。我们的党和政府历史形成的“两少一宽”刑事政策和综合治理的方针是应对少数民族犯罪的有效手段，但需要注意的是，一定要掌握各少数民族犯罪的不同特点以及犯罪形成的不同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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