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究公检法三机关的宪法关系/聂建华
作者:法律资料网 时间:2024-07-09 08:33:32 浏览:88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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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论及法院、检察院和公安机关的宪法关系时,学者通常比较关注宪法第135条的规定,即:“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进行刑事诉讼,应当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以保证准确有效地执行法律。”而对第129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
笔者认为,这两个宪法条文体现了检察机关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又是刑事诉讼中的一个诉讼机关,检察院履行法律监督职能时,与法院和公安机关之间形成法律监督关系；当其行使诉讼职能时,与法院和公安机关之间形成互相制约的关系。
法律监督与三机关之间的诉讼制约是不同的,厘清两者之间的区别有利于正确认识三机关的宪法关系,有利于三机关职权的科学、合理配置。
监督与制约区别的法理分析
监督与制约都是权力的控制和约束机制,但是两者的控权机理不同。
一、监督产生于授权,而制约产生于分权或权力分工。一般来说,监督以授权为前提。在我国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权来源于宪法的授权。制约通常以分权或权力分工为前提,权力经过分解后由不同的主体来行使,彼此形成一种掣肘、制衡的关系。
二、监督呈纵向性、单向性特点,制约呈横向性、多向性特点。监督权的行使是监督者对受监督者行使权力正当性的监察、督促,一般呈现出纵向性、单向性的特点,后者对前者没有反向牵制权、控制权。制约反映的是权力之间的相互约束,一般呈现出横向性、多向性特点。
三、监督具有主动性,制约具有依赖性。监督权以纠正被监督者权力运行过程中的错误为目的,因此,在法律有明确授权的前提下,监督权的行使具有主动性,即只要发现被监督者权力运行中存在足以损害法律统一正确实施的错误,就可以启动监督程序,或督促,或匡正,或弹劾,而不受被监督者的提请限制。而制约权的发生依赖于与同一体系相关权力之间的权能转换和“激活”机制。
监督与制约区别的规范分析
一、诉讼制约的体现。人民检察院在行使侦查、审查批捕、审查起诉、出庭公诉、监督刑罚执行等职权过程中,与审判机关、监狱机关、安全机关、公安机关等国家机关形成一定的制约关系。
首先,检察机关和公安机关之间的互相制约主要体现在逮捕制度和审查起诉制度中。在这一对互相制约的关系中,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虽同为指控犯罪的一方,但公安机关对犯罪嫌疑人采取逮捕强制措施和移送起诉的权力,受到检察机关批准或不批准逮捕、审查决定起诉或不起诉权力的制约；检察机关的上述权力也受到公安机关复议复核权的反向制约。
其次,检察机关与审判机关的相互制约主要体现在刑事公诉案件中。在刑事公诉案件中,法院的审判范围应当与起诉的范围一致,不应超越起诉的范围；检察机关认为法院的裁判确有错误,可以提起抗诉。法院对检察机关的制约包括:法院对检察机关提起公诉的案件在审理后认为证据不足或在法律上不构成犯罪的,可以作出无罪判决等等。
二、诉讼监督关系的体现。三机关之间的诉讼监督关系主要体现为人民检察院对刑事诉讼的法律监督,其内容主要包括立案监督、侦查监督、审判监督和刑罚执行的监督。
第一,立案监督。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检察机关认为公安机关对应当立案侦查的案件而不立案侦查的,或者被害人认为公安机关对应当立案侦查的案件而不立案侦查,向检察机关提出的,检察机关应当要求公安机关说明不立案的理由。检察机关认为公安机关不立案的理由不成立的,应当通知公安机关立案,公安机关接到通知后应当立案。
第二,侦查监督。检察机关主要是通过对公安机关的专门调查工作和适用强制措施活动中的违法情形发出《纠正违法通知书》,以及对构成犯罪的公安人员的立案追究等方式,体现检察法律监督权对侦查权的单向监控和纠错。
第三,审判监督。根据刑事诉讼法第169条的规定:“人民检察院发现人民法院审理案件违反法律规定的诉讼程序,有权向人民法院提出纠正意见。”
第四,执行监督。人民检察院对法院、监狱、公安机关看守所和派出所等刑罚执行机关执行刑罚的活动以及刑罚的变更是否合法进行监督。如果发现有违法情况,提出纠正意见。
正确认识监督与制约的关系
检察机关与人民法院和公安机关之间诉讼监督和诉讼制约是两种不同的法律关系,理论上和实践中出现的只谈制约而忽略监督的倾向,容易导致监督被制约所遮蔽甚至用制约代替监督,再加上我国司法实践中一直存在三机关流水式诉讼构造“重配合、轻制约”、“重惩罚犯罪、轻保障人权”的倾向,容易使法律的权威性可能被部门眼前利益的功利性所代替。宪法关于三机关之间权力行使约束和规范的规定也就流于形式,司法实践中出现的许多冤假错案,比如佘祥林、赵作海案等都是典型例证。因此,在某种程度上说,检察机关的诉讼监督比诉讼制约更迫切。强调对刑事诉讼的法律监督,尤其要加强对公安机关的侦查监督,充分发挥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者的职能作用,宪法第129条和135条关于三机关关系的规定才能得以全面体现。但也要注意到,检察机关法律监督权的行使一定要符合司法和诉讼规律,特别是要维护法院的审判独立和司法权威。与此同时,也要充分完善法院和公安机关对检察院的制约机制,从而使三机关权力的配置、运行更加科学、合理。
论权益侵害不当得利
陈洪平 武汉大学法学院 430072
摘要：权益侵害不当得利为非给付不当得利之最重要类别，由德国判例所创，主要用于因自己之行为使他人蒙受损失，获得不当利益之均衡。然而，如何判断此处的“不当”利益，在法律上如何适用权益侵害不当得利，不无疑问。本文拟就权益侵害不当得的利理论基础，构成要件及其与侵权损害赔偿的关系作一简单的探讨。
关键词：权益侵害 不当得利 侵权行为 损害赔偿 请求权 请求权竞合
依照不当得利的类型化理论［1］，将不当得利区分为给付不当得利与非给付不当得利两个类型，而在非给付不当得利中，又以权益侵害不当得利为其最重要之类别，权益侵害不当得利的创立，一方面扩大了不当得利请求权的范围和规范功能，为不当得利制度带来了一次新的发展契机，另一方面也加强了对当事人权益的保护，尤其是在科学技术日益飞速发展，社会关系日趋复杂，侵害日益增多的今天，更显其意义。问题在于如何建立此类不当得利的理论架构，并据以提出可操作的法律技术，保持其与法律体系中其它制度的协调。这显然是一项复杂艰巨的工作，因其涉及权益保护范围，并与社会经济制度密切相关。
一、权益侵害与不当得利
设例：甲与乙是挚友，甲外出经商，将其祖传的一钻石项链寄存于乙处，委托乙代为保管，待其经商完毕，即行取回。殊不知，在甲外出经商期间，乙突发脑溢血，不幸去世。乙之子丙在乙去世后，清理遗物时，发现此项链，大喜，随后将项链出卖于善意之丁，即刻交付，取得价金若干。在该案例中，因丁善意，取得该项链之所有权，丙无权处分他人之物，构成对他人权益的侵害，甲得向丙提起请求。在这里需要讨论的是，甲向丙提起请求，其请求权基础为何？本文认为应区分不同情形予以探讨：（1）丙不知也不应该知道该项链并非其父乙所有，即丙在出卖该项链时出于善意，不具有故意也没有过失。依照一般侵权责任的规定，故意或过失是其必具要件之一，也就是侵害人在主观上必须具有在法律上可资的非难性，因而甲不能依侵权行为向丙提起损害赔偿。但是此时甲的权利应如何得到救济？在这里，丙系无权处分他人之物，丁善意取得该物之所有权，丙无法律上的原因而受有价金利益，符合不当得利的要件，因而甲依不当得利向丙提起请求，应无问题。（2）丙明知或因过失而不知该项链并非其父乙所有。在这种情况下，因丙明知或因过失不知该项链并非其父所有，而将其出卖于丁，丙在主观上有法律上可资的非难性，依照一般侵权责任的规定，丙的行为构成侵权，甲当可向丙依侵权行为提起请求。在此情形中，甲亦可向丙主张不当得利请求权。因为丙无权处分甲的所有物，其所受价金利益无法律上的原因。即在此时发生侵权请求权与不当得利请求权的竞合。
通过对上述案例的分析，可以得知，在权益侵害中，被害人享有不当得利请求权。此处所成立的不当得利，即是非给付不当得利中的权益侵害不当得利，也被称为侵害型不当得利，其主要适用于因受益人自己的行为而取得应归属于他人的利益，但也包括因第三人行为及法律规定等情形。权益侵害不当得利的创立，加强了对当事人权益的保护，为当事人提供了更为有利的救济手段，对维护正当的社会生活秩序有重要的意义。
二、权益侵害不当得利的理论基础与构成要件
不当得利调整的是“无法律上的原因而受有利益，并致他人损害”的当事人间的关系，权益侵害不当得利，如何判断？当事人间的利益，如何平衡？本文认为对此问题的解决尚需从其理论基础与构成要件角度着手。
（一） 理论基础
因侵害所生之不当得利，即权益侵害不当得利，为非给付不当得利最重要的类别，用于因侵害他人权益，而获得不正当利益之均衡。然而如何区分正当与不正当利益，颇具复杂性。在现今的社会中，常有以他人损失而获得利益，却属正当之利益，如市场中竞争行为。现代的市场经济秩序，基本上明确赞同通过正当竞争手段取得市场和利润，牺牲其他市场竞争者。当事人若违反竞争规则，获取市场和利润，则有可能构成不当得利法上的不正当利益。正当与不正当利益的区分，须确立一定的标准，以资判断，否则，将使权益侵害不当得利调整范围漫无目的，无限扩大，反将损伤不当得利制度之本身。关于不当得利的认定，目前主要有两种见解[1]：（1）违法性说，即认为侵害他人之所以构成不当得利，是由于其侵害行为具有不法性，违法即不当；（2）权益归属说，该说认为在法律上权益有一定的内容，专属于权利人，归其享有，违反法律秩序而取得专属于权利人利益的，即构成不当得利。依违法性说，当事人获得不正当利益的行为须为违法行为，而权益归属说则不以侵害行为的违法性为要件。不当得利制度的目的，在于使受益人返还其无法律上的原因而受的利益，而不在于得利的过程，或财产变动的违法性。因违法行为而获得利益的，通常不准其保有，但也常有明确的违法，而未必有不当得利之请求权的情形，如商业上的不正当竞争，一般情况下，受侵害人并无不当得利请求权。此外，有时侵害行为虽不具违法性，但难谓侵害人有保有利益的正当性。由此可见，违法性说并不足作为权益侵害不当得利的判断标准，因为其并不能涵盖权益侵害不当得利的所有情形，而且有违不当得利制度的功能与目的。权益归属说不以得利过程或财货变动的违法性作为判断标准，而是以保有利益是否正当为标准，符合不当得利制度规范功能与目的，且能涵盖权益侵害不当得利的所有情形，因而笔者赞同此说。［2］
（二）构成要件
权益侵害不当得利作为不当得利类别之一，在整体上必须符合不当得利的一般规定，即“无法律上的原因而受有利益，并致他人损害”。但是，依不当得利类型化理论，权益侵害不当得利在构成要件上，又必然有自身特定的要求。
1． 因侵害他人权益而受益
（1）“侵害”的含义
在权益侵害不当得利中，“侵害”是否要求具有违法性，侵害人在主观上是否要有法律上可资的非难性，如前所述，不当得利之规范目的在于取除侵害人无法律上的原因而受有的利益，因此，侵害是否具有违法性，侵害人在主观上是否具有故意或过失，均非所问，于侵害不当得利，其侵害之“违法性”并非要件，而是偶然性特征。［3］
（2）“权益“之理解
在权益侵害不当得利中，“权益”作何解释，其范围如何，是否要求有一定限制，是否所有被侵害的“权益”，在其他条件具备的情况下，就可成立权益侵害不当得利，如我们前文提到的不正当竞争，是否构成不当得利。本文认为该权益应有一定之限制，其限制的标准应视被侵害之“权益”，有无专属内容而定。我国台湾学者黄立先生亦认为，侵害型不当得利之本质，在于保护法律赋予特定人之财产，不当得利是否存在，应以其得利是否与他人之权的专属内容相冲突而定。［1］
（3）受有利益
“受有利益”，指财产之总额之增加，其财产总额有积极的增加，故为受有利益，其本应减少而未减少，为消极的增加，亦属受有利益。就具体实例而言，受益之主要情形有：（1）权利取得，包括所有权、抵押权、债权及其他财产权的取得；（2）法律所保护事实上地位的取得，如占有；（3）债务之免除，如他人清偿自己债务，而免自己之支出。在这里，取得了专属于他人的权益即为受有利益。在给付不当得利中，受有利益系指以某种特定的给付行为而取得个别具体利益，而非就受领人的整个财产状态抽象的加以计算，权益侵害不当中的“受有利益”，亦应依此原则加以判断。
2、致他人损害
（1）“致”他人损害
不当得利的成立，须无法律上的原因而受有利益，“致”他人损害，故一方受利益与他方受损害之间须具有特定的联系，以此确定不当得利的当事人，并适当限制不当得利的适用范围。关于一方受有利益，“致”他方损害，传统上不问不当得利的类型，均以因果关系作为判断基准，并有直接因果关系说，非直接因果关系说及相当因果关系说三种见解［2］。直接因果关系说认为所谓“致”他人损害，是指受利益与损害之间须有因果关系，即一方之收益与他方之受损，须互为因果，其因果关系须为直接的，至于其间的因果关系是否为直接，应以受益的原因事实与受损的原因事实是否同一为判断。非直接因果关系说认为，受利益，“致”他人损害，在解释上若无受利益之事实，则他人不致有损害结果的，即应认为有因果关系。不当得利制度的作用在基于公平之理念，而对于财产价值之不当的移动，加以调剂。故一方如无法律上之原因而受有利益，致他方损害时，则对于因果关系之有无，亦应基于公平理念，而依社会上一般观念决之。如损益之间有第三人行为之介入，若该财产之移转，依社会观念上认为不当时，即应适用不当得利，使之返还。相当因果关系说，此说将侵权行为法上的概念借用到这里用以判断收益与受损之间的联系。上述三说均不区分不当得利之类型，而对不当得利上的“收益与受损之间关联”作统一的判断，不当得利类型化理论出现后，有学者主张，对于不当得利上“受益与受损之间关联”不能做统一的判断，而应对不同的类型给以不同的判断标准。［3］笔者赞同此见解，在不当得利法上，一方受益，致他方受损害，是否无法律上的原因，与各个法律领域均有关联，因此如若不问不当得利类型，而对其“受益与受损之关联”均作统一判断，是不可想像的，也是困难的。在权益侵害不当得利中，应该如何判断，对于此问题，我国台湾学者黄立先生认为，除了因其他方式而受益外，在侵害不当得利中，只要有财产上损益之因果关系，不须有财产上损益之“直接因果关系”，亦即使用他人之物者，原则上应对所有人为其使用价值之补偿，纵然有三角关系直介入，亦所不问。［4］
（2）“损害”之含义
侵权行为法的基本功能在于填补损害。损害，是指权益受侵害时所受的损失，损害事实发生前的状况，与损害事实发生后的情形，两相比较，被害人所受之损失，即为损害。在财产损害，其赔偿范围，包括所受损害及所失利益。所失利益，必须依通常之情形，或依一定之计划、设备或其他特别情事可得预期者为限。在权益侵害不当得利中，“损害”之含义为何，是否与损害赔偿法上之“损害”含义相同。我们知道损害赔偿法的而不当得利之基本功能，非在于填补损害，而是在于使受益人返还其无法律上的原因而受有的利益。不当得利和损害赔偿基本功能既有不同，不当得利法上的“损害”之含义自应不同于侵权法中“损害”之含义，诚如王泽鉴先生所说，所谓致他人“损害”，与侵权行为的“损害赔偿”亦有不同[1]。在这里，可以认为，凡侵害应归属于他人权益而受有利益，即当然致他人“损害”，不以请求人受有积极损害及消极损害为必要。
3．无法律上的原因
如前所述，权益有一定的利益内容，专属于权利人，归其享有，违反法秩序所定权益归属而取得其利益的，乃侵害他人权益归属范畴，欠缺法律上的原因，成立不当得利，可见，这里“无法律上的原因”主要指侵害人违反了法律对特定权益归属的分配，违反此种“归属的分配”即为无法律上的原因。
三、权害不当得利请求权与侵权行为请求权的竞合
不当得利在于使受领人返还其无法律上的原因而受有的利益，就构成要件而言，不以受益人在行为上有违法性，也不要求其在主观上有法律上可资的非难性，而侵权行为损害赔偿请求旨在填补因不法侵害所造成的损害，就侵权行为的一般构成要件而言，首先，行为人在主观上要有故意或过失，其次，其行为要有不法性，最后，被害人必须受有损害，其赔偿范围包括所受损害及所失利益。由此可见不当得利与侵权行为都有其各自的成立要件和规范功能，是两类不同的请求权。但是需要讨论的是，在侵害他人权益的情形中，当其既构成不当得利，又构成侵权时，该如何处理？我国学者通说认为，应适用请求权竞合。［２］
民法上的请求权竞合，一般是指同一行为事实在同一当事人间，同时符合两种以上法律要件，并发生以同一给付内容为目的多个请求权的状态。正如我国台湾学者史尚宽先生所说：“依同一的法律事实，于同一当事人间具备两个以上之法律要件，成立有同一目的之两个以上请求权之状态，谓之称请求权之并存或竞合。”[３] 它不同于规范竞合或法条竞合。“一个法律事实，依两个以上之法规成立请求权之原因，其一方之法规对于他方之法规不在与一般法与特别法之关系，或者虽有如此之关系，而其社会现象非可全由特别法规包括之者，兹成立有同一目的的两个以上之请求权，而生请求权之竞合。反之，一个事实关系虽依一个以上之法规，可认为请求权成立之原因，其中一法规对于他法规，在于一般法与特别法之关系，系一法规排斥他法规之适用者，谓之法条竞合或法规竞合，惟依特别法规，成立请求，不发生请求权并存之问题。"［４］请求权竞合也不同于请求权聚合，请求权聚合是指同一事实，或者基本上属于同一事实的情况可以根据不同的法律规定而产生不同的请求权，这些请求权是针对不同的给付的，而且都有效。在请求权产生竞合的情况下，当事人应怎样行使请求权？史尚宽先生认为，债权因目的达到而消灭，故于请求权竞合，一请求权因目的达到而消灭，他请求权亦因目的达到而消灭，反之，就一请求权之成立，存有障碍，或一请求权因目的达到以外之原因而消灭时，则他请求权仍然存在。另外，请求权虽因他请求权目的之达到，同时满足其目的而消灭，但如一方之请求权较他方之请求权范围为广，其未能满足之部分仍不妨继续存在。［１］对此，我国大陆学者也有类似的见解，他们认为，由于不当得利请求权与侵权行为请求权在目的、构成要件、责任形式上存在明显的区别，不适宜将两项请求权同时行使，而且认为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不当得利与侵权责任互相排斥，不能并立的，如果将二者并立，将会混淆两种不同的法律关系和请求权，而且在具体处理上，会不适当的加重行为人的责任，甚至有可能使受害人获得不当得利，所以通常的做法，从保护当事人利益出发，尊重当事人个人的意愿，允许受害人就两请求权进行选择，但当其选择并开始实现一项请求权时，意味着放弃了另一请求权。［２］可见，在请求权竞合情形中，同一生活事实可以被纳入不同的作为请求权基础的规范，而这些根据不同的规范成立的请求权在内容上则是相同的，在这种情况下，经常存在着多个，但相互独立的请求权，它们在内容上完全相同或重叠，也就是说，请求权竞合的所有请求权是针对同一给付的，而对这个给付只能请求一次。如果其中一请求权的到了履行，由于它和其他请求权在内容上是重叠的，则其他请求权随之消灭。
［1］ 不当得利，向有统一说与非统一说两种对立的见解。不当得利类型化理论是建立在非统一说基础之上，该理论目前在德国与台湾已占据通说地位。（参见王泽鉴著：《不当得利》，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4页以下。）非统一说使不当得利发展成为构成要件、法律效果相当明确的成熟的法律制度，使不当得利的法律适用较为简单，而易于掌握与其他制度之关联。但是，亦有学者认为，非统一说，由于过度概念发展的结果，也使其步向概念法学的巢臼，而忽略法律制度所欲追求的价值。但是在法学尚处发展的我国，概念的发展常为当务之急。（参见陈自强：《双务契约之不当得利返还之请求》，载《政大法学评论》,第五十四期，第213页。）因此本文以非统一说作为立论基础进行论述。
[1] 王泽鉴著：《不当得利》，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40、141页。
［2］ 此说亦有不足，如何界定应受不当得利法保护的“权益归属内容”是一个困难的问题。参见王泽鉴著：《不当得利》，第141页。我国台湾学者黄立先生认为，专属内容的判断，应于个案中决定之，并无可以普遍适用的标准。参见黄立著：《民法债编总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05页。
［3］ 黄立著：《民法债编总论》，第206页。
［1］ 黄立著：《民法债编总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05页。
［2］ 王泽鉴著：《不当得利》，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44页。
［3］ 王泽鉴著：《不当得利》，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50页
［4］ 黄立著：《民法债编总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212页。
[1] 王泽鉴著：《不当得利》，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46页。
［２］ 我国学者多从责任竞和角度论述此问题，而我国台湾和国外学者多从请求权竞合角度论述，这只是论述角度不同，所要解决问题的实质并无不同。参见杨立新著：《侵权行为法》，吉林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272页以下；马俊驹等著：《民法原论》，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1083页以下。
[３] 史尚宽著：《债法总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27页。
［４］ 同［3］，第227－229页。
《我国的民事诉讼证据制度问题》
张纽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摘要
证据是正义的基础。人们常说“打官司就是打证据”，可见证据在当代诉讼中的重要地位。广义上的民事诉讼证据制度是指规定证据、证据收集、审查判断证据及如何运用证据证明案件事实的法律规范的总称；狭义上则仅指民事诉讼证据制度类型。人类历史上，证据制度经历了从神示证据制度到法定证据制度，再到自由心证的证据制度的发展过程。神示证据制度因其的不理性和野蛮性而被历史所淘汰，而法定证据制度也因其的过分僵化和机械性而被自由心证的证据制度所取代。自由心证原则经历了传统自由心证和现代自由心证两种形态。传统自由心证由于其的过分强调法官自由裁量，不加任何形式的限制，而易导致司法的任意性。20世纪30年代后，针对传统自由心证的不足，各国开始对自由心证的证据制度进行改造，引进证据规则，对法官司法裁量权予以必要的限制，以保障法官心证的客观性，实现司法公正，从而确立了现代自由心证的原则。
长期以来，我国受原苏联及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哲学思想、政治主张的影响，而实行“实事求是”的证据制度。要求法官审查判断证据必须以“实事求是”为原则，以“客观真实”为标准，强调法官判案必须以案件的客观真实为依据，赋予法官极大的审查判断权。这种过分追求“客观真实”的诉讼证明要求，实际上是不符合我国的诉讼实际的，在本质上也是违背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的认识规律的。
为建立符合我国诉讼实际的中国特色的证据制度，首先我们应该改变原来的诉讼理念，明确法官调查取证的案件事实是发生在过去的事实，它是不可能完整地重现于法庭之上的。而法官对案件事实的审查判断通常都是通过自身的经验和推理而作出的，在实践中也是很难做到100％查明案件事实的程度的。所以我们应从追求“客观真实”的证明要求，转向追求“法律真实”的证明要求，改变原来的一元化证明标准，确立“高度盖然性”的民事诉讼证明标准，并以“客观真实”作为我们诉讼的终极目标。其次要改变旧的法官审查判断证据的原则和标准，确立具有中国特色的“法官依法独立审查判断证据”的原则和“法律真实”的标准，承认法官心证的合理性和合法性，保障法官心证自由。
在新一轮的司法改革中，改革和完善民事诉讼证据制度已成为制约我国司法改革能否成功的关键。对于民事诉讼证据制度中存在的问题，我们应深入地研究，提出各种切实可行的解决办法。比如倡导制定一部统一的证据法典，完善我国证据规则；提倡法官心证的自由与客观，保持法官中立，实现司法公正。
关键词
证据制度 自由心证 “实事求是”的证据制度 法律真实 法官心证 高度盖然性
ABSTRACT
Evidence is the basic of justice. People often say, "Going to court is to make evidence ", and it is obvious that the important status of evidence in the contemporary lawsuit. Civil action evidence system of broad sense means the legal norm of stipulating evidence, evidence collecting, evidence checking and judging and how to use evidence to prove the case fact; and the narrow sense only means the evidence system type of civil action. In the history of mankind, the evidence system has been gone through from evidence system of prophesy to system of legal evidence, and then reaches the evidence system of judicial discretion. The evidence system of prophesy is eliminated by history, because it is not rational and barbarous. And the system of legal evidence is replaced by the evidence system of judicial discretion, because it is too rigid and machinery. Judicial discretion has gone through two kinds of shapes of the traditional judicial discretion and modern judicial discretion. Traditional judicial discretion because of their excessive to put emphasis on judge's cutting out amount freely, and without any restriction, and it apt to cause administration of justice wanton. After 1930s, because of the weak point of the traditional judicial discretion, various countries began to carry on the transformation to the traditional judicial discretion, introduce the evidence rule, give the essential restriction to the right of cutting out amount of judge's administration of justice, in order to ensure the objectivity of judge's heart card, realizes the justice, thus established the principle of the modern judicial discretion.
For a long time, our country receives original Soviet Union and socialist state of Eastern Europe’s philosophy thought and political opinion, and implements the evidence system of " seeking truth from facts ". It requires taking" seeking truth from facts " as the principle when the judge is checking and judging the evidence, and taking " objective and true "as the standard, emphasizing a judge must take the objective and true of the case as a basis to decide a case, give judge great judging right. The prove requiring of pursuing " objective and true " lawsuit excessively, is not according with the real lawsuit of our country and Marxist philosophy of epistemology in essence.
In order to set up the evidence system which accords with the distinct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with real lawsuit of our country, we should change the original lawsuit idea, define the case fact that a judge investigates and collects evidence is taking place in the past at first, it is impossible to reappear in the court completely. Judging the fact of case that is made by judge with his experience and reasoning, and it is very difficult to accomplish 100% degree of finding out the fact of case in practice. So we should from pursuing " objective and true " identification require, to pursue identification that " law is true " require, change the original prove standard of one unified, establish civil action of " high probability " prove standard, and regard it as the ultimate goal of our lawsuit with " objective and true ". Second, we should change the old principle and standard of judging and examining evidence, establish the principle of " the judge examines and judges the evidence independently in accordance with the law " with characteristic of Chinese and standard that " the law is true ", acknowledge the rationality and legitimacy of judge's heart card, ensure judge's heart to be free.
Among judicial reform of new round, that reforming and perfecting civil action evidence system is the key to success administration of justice of our country already. To the questions existing in the evidence system of the civil action, we should study deeply, put forward various kinds of feasible solutions. For example, advocate making a unified evidence code, perfect the rule of evidence of our country; recommend judge’s heart to be free and objective, keep judge's neutrality, realize the justice.
KEY WORD
evidence system judicial discretion evidence system of " seeking truth from facts " law is true judge's heart card high probability
目录
一、证据制度的概念及历史发展
（一）概念
（二）证据制度的历史发展及比较
1、神示证据制度
2、法定证据制度
3、自由心证的证据制度
（1）传统自由心证
（2）现代自由心证
（3）二者的联系与区别
4、证据制度类型的比较
（1）神示证据制度与法定证据制度及自由心证的证据制度的比较
（2）法定证据制度与自由心证的证据制度的比较
二、中国特色的证据制度
（一）新中国证据制度的发展
1、发展历程
2、实事求是的证据制度
（二）客观真实与法律真实的证明要求
1、客观真实的证明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