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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损害赔偿制度之初探

李堂真 马文芳


一引言
　　我国司法实践曾长期受苏联民法理论的影响，认为精神之损害不能用金钱来衡量，否定精神损害的赔偿责任，侵权责任以财产上之损失为限，但实际上并不能切实地保护公民的人身、人格、自由和名誉等非财产权利。在制定侵权法时，应考虑规定对精神损害及其他非财产上之损害也要适当地予以损害赔偿 。否定精神损害的观点认为，人的身体、生命、名誉等不能成为商品，人格是不能用金钱来衡量的。如果在人格受到侵害时，以金钱予以赔偿，那就是将货币确定为人格的一般等价物，将人格与物质相等同，人格本身就没有存在的必要。其根本错误在于将精神损害赔偿等同于人格金钱化。精神损害赔偿不是对人格损害或精神损害的金钱“补偿”或“赔偿”，而只是借用了侵权行为法上的“赔偿”一词，其实质在于向受害人提供一定的抚慰。这种赔偿使受害人所遭受的人格损害或精神损害在某种程度上得以消除，使受害人恢复了人格尊严。要求侵权行为人对侵犯人格尊严的行为承担金钱上的责任，并不表明法律认为侵权行为人是用金钱换取他人的尊严。精神损害赔偿与人格尊严或精神损害之间不是一种等价交换关系，受害人要求得到精神损害赔偿也不是在拿人格或精神痛苦作交易。
　　从实践中看，精神损害赔偿已成为非财产损害的一种重要责任方式。随着社会文明的进步，维护人格权的呼声日益高涨，精神损害赔偿的建立和完善日益突显其重要性。我国立法也逐渐加以承认和完善。我国民法通则第120条规定：“公民的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受到侵害的，有权要求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并可要求赔偿损失”。虽然该条规定没有明确提及精神损害赔偿，但学说一般将该条中的“赔偿损失”理解为有精神损害赔偿的含义。在审判实践中被普遍援引为确认当事人精神损害赔偿责任的法律依据。但也就是这一规定，首次确认了我国精神损害及其救济制度，反映了社会主义社会对人的价值的认识和尊重。2001年3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公布实施。该解释确定了精神损害起诉的范围、精神抚慰金给付方式、精神损害赔偿数额的确定因素等等。解决了审判实践中一些长期悬而未决的问题，为法官正确适用法律处理精神损害赔偿案件提供了司法依据，是我国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发展中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二.浅析精神损害的一般问题
　　为了完整地认识精神损害赔偿的问题，将从精神损害的含义及精神损害赔偿的内涵、性质、功能、及范围方面阐释之。
　　（一）精神损害的含义
　　“精神”这一概念，在不同的领域有不同的涵义。从本质上看，精神是与物质相对应，与意识相一致的哲学范畴，是由社会存在决定人的意识活动及其内容和成果的总称。哲学上的精神包含两个层次，一是精神生产，二是社会精神生活。法律上使用的精神概念，并不是使用哲学上精神概念的全部内容，只使用其中的一部分内容，主要是指精神活动。法律上的精神活动是法律上的财产流转活动相对应的活动，包括生理上或心理上的活动和维护精神利益的活动。自然人的精神活动包括上述两项内容。法人作为拟制的法律人格，不存在生理或心理上的精神活动，但存在保护和维护其精神利益的活动。
　　精神损害是民事主体因其人身权利受到不法侵害，使其人格利益和身份利益受到损害或使其遭受精神痛苦的客观事实状态。也就是说，精神损害就是对民事主体精神活动的损害 。对受害人来说，精神损害有两种表现形式：一是精神痛苦，二是精神利益丧失或减损。
　　精神痛苦产生于两个来源：一是由于侵害公民的身体而造成的生理损害。当侵权行为侵害身体权、健康权、生命权时，给权利主体以生理上的损害，并使其在精神上产生痛苦。二是由于侵害公民的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隐私权、一般人格权等精神上人格权和身份权而造成的心理损害。这些侵权行为在侵害公民人身权利的同时，也侵害了人的情绪、感情思维、意识等活动，使受害人产生愤怒、恐惧、焦虑、沮丧、悲伤、抑郁、绝望等不良情感，造成精神痛苦。
　　精神利益丧失或减损，是指民事主体的人格利益、身份利益受到损害导致这些精神利益丧失或减损。如人格尊严损害、配偶身份利益损害和荣誉利益损害等。
　　精神损害赔偿，是指民事主体因人身权利受到不法侵害，使其人格利益和身份利益受到损害或遭受精神痛苦，要求侵权人以财产赔偿的方式进行赔偿的民事法律制度 。
　　（二）精神损害赔偿的性质和功能
　　精神损害赔偿的法律性质，是财产赔偿责任。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精神损害赔偿仍然以财产方式作为主要救济手段。
　　就广义而言，精神损害赔偿包括赔偿损失，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但其中最主要、最基本的救济方式是赔偿损失。赔偿损失的方式，是财产救济手段，即以由侵权人向受害人给付财产的基本形式，救济受害人受到侵害的权利。对于财产的损失用赔偿方法救济，是财产救济手段；对于非财产的精神损害用赔偿的方法进行救济，仍然是财产救济手段。
　　（2）精神损害赔偿的基本功能仍然是填补损害。
　　精神损害赔偿具有多种功能，如补偿功能、惩罚功能、抚慰功能、调整功能，等等，但是作为财产赔偿，其基本功能必然是填补损害。就财产损失而言，赔偿的目的完全着眼于填补损害。精神损害是无形损害，绝大多数的精神损害无法用财产的标准加以衡量。但是，确立精神损害赔偿的目的，就是以财产的方式补偿受害人所遭受的精神损害，对受害人精神利益损失和精神痛苦的赔偿，具有明确的填补损害并使该损害得到平复的功能。在这一点上，财产损害赔偿与精神损害赔偿虽然有所不同，但就填补损害的基本功能而言，却是一致的。
　　（3）我国民事立法明文规定精神损害赔偿的方式之一是赔偿损失
　　《民法通则》第一百二十条的两个条款均规定有“赔偿损失”，这里的赔偿损失与该法第一百三十四条规定民事责任方式中的“赔偿损失”系同一概念。因此可以理解我国的赔偿损失责任方式包括财产损失的赔偿、人身伤害的赔偿和精神损害的赔偿，这样可以构成一个逻辑分明、层次清楚的完整赔偿结构。既然如此，确认我国精神损害赔偿的性质是财产赔偿责任，既有事实根据又有法律根据。
　　精神损害赔偿的功能，有诸多学说，归纳起来，分为以下三种基本观点：
1．单一功能说。但该单一功能说为何种，学说各不相同。一是认为精神损害赔偿的功能为惩罚；二是认为精神损害赔偿的功能是补偿，强调精神损害的物质赔偿是以补偿受害人所遭受的精神损失为目的；三是认为精神损害赔偿的功能是满足，强调其目的在于满足受害人的心理平衡，从而使其痛苦得以解决。四是认为精神损害赔偿的功能是克服，强调人体致病原因为非生物的外环境和生物的内环境这两个相互作用的系统，精神损害赔偿是通过改变其外环境的方法，帮助受害人克服侵权行为所造成的消极影响，尽快恢复身心上的健康。五是认为精神损害赔偿的功能是调整，强调在财产损害赔偿不足时，法官可以用精神损害赔偿作为调整手段，增加调整数额，补充财产损害的不足。
　　2．双重功能说 一种意见认为，精神损害赔偿具有补充和满足的双重功能。另一种意见认为，精神损害赔偿，既有补偿性的功能，又有惩罚性的功能，是两重性的功能。
　　3．三重功能说 认为精神损害赔偿的性质是经济补偿，仍具备填补损害、抚慰受害人和制裁违法这三种功能。
　　但笔者认为精神损害赔偿只具有单一功能是不符合实际的，无论用哪一种单一功能学说来看待精神损害赔偿，都对精神损害赔偿功能概括不全面，都有挂一漏万之嫌。双重功能说虽然从多方面概括精神损害赔偿的功能，提出新的见解，但仍有不足之处。而三重功能说概括最全面，即精神损害赔偿兼具补偿、抚慰和惩罚三种功能。目前，该观点已得到多数学者的认同，为通说。
　　（三）精神损害赔偿的范围
　　精神损害赔偿的范围关系到受害人有无赔偿请求权和加害人是否承担赔偿责任的法律适用问题。世界各国的法律规定和司法实践，对精神损害赔偿范围的确定，主要采取两种方法。一是自由裁量主义，法律对此没有明确规定，由法官根据自己的判断去决定受害人所受到的权利侵害是否属于保护范围。英美法系的许多国家采用此种方法。二是法定主义，法律明确规定精神损害赔偿的请求权。德国、瑞士等国采用此种方法。
　　我国的精神损害赔偿的范围，也采用了法定主义。《民法通则》第120条规定：“公民的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受到侵害的，有权要求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并可要求赔偿损失”。虽然该条规定没有明确提及精神损害赔偿，但学说一般将该条中的“赔偿损失”理解为保护有精神损害赔偿的含义。我国司法实务界也肯定了精神损害赔偿，其典型表现主要有以下两种：第一，各级法院在司法审判活动中采用了精神损害制，从依法裁判的角度来讲，法院在审理自然人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和荣誉权纠纷是适用精神损害赔偿责任，是有法必依的表现，值得称道。从法官造法的角度来看，法院在侵害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等物质性人格权中也多次利用精神损害赔偿责任，比较周到地保护了受害人的利益，受到多方称赞，其中比较有影响的备受学者关注的有贾国宇诉北京国际气雾剂有限公司、龙口市厨房配套设备用具厂、北京市海淀区春海餐厅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等。第二，最高人民法院根据民法通则的规定，作出了一系列规范精神损害赔偿的司法解释。举其要者，以下两个规范值得注意：其一，最高人民法院于1993年8月7日颁发的《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第10条解答第4款规定：“公民、法人因名誉权受到侵害要求赔偿的，侵权人应赔偿侵权行为造成的经济损失；公民并提出精神损害赔偿请求的，人民法院可根据侵权人的过错程度、侵权行为的具体情节、给受害人造成精神损害的后果”等情况酌定。“该解释明确了自然人名誉权受到侵害时，可以要求精神损害赔偿。其二，最高人民法院于2001年3月8日颁发的《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这是我国最高审判机关首次对精神损害赔偿问题作出的内容比较完整的专门的解释，其中规定侵害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等物质性人格权、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等精神性人格权、人格尊严权、人身自由权等一般人格权、荣誉权、亲权、亲属权等身份权、死者的姓名、隐私、遗体等利益以及具有人格象征意义的特定纪念物品的，将适用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该解释超越了民法通则规定的可以适用精神损害赔偿的范围，此范围不仅包括人身权以及特定的人身性利益，还涉及特定意义的财产权。
　　三．目前我国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立法缺陷
　　（1）剥夺了法人和其它组织因人格利益遭受侵害提起精神损害赔偿的权利。
　　1．法人的精神损害赔偿问题，我国《民法通则》第120条有规定，有权提出精神损害赔偿要求的，限于受侵害的公民或法人，我国立法承认了法人作为精神损害赔偿的权利主体，主要是基于对法人人格权的保护。应认可法人也存在精神损害，如法人的名称、商誉等受到损害，应适用精神损害赔偿，对其予以保护。 保护法人依法享有的权利，当法人的人身权受到不法侵害时，法定代表人有权向人民法院请求精神损害赔偿。法人的人身权由名称权、名誉权（商业信誉权）、荣誉权、企业秘密权等构成。法人归根到底还是由许多自然人所组成，这些自然人与法人之间存在两种关系：一方面是经济上的利害关系，另一方面是感情上的依托关系，而前者是主要的。当法人的名称权、商业信誉权、荣誉权等受到不法侵害时，关系紧密者自然会出现紧张、忧虑、寝食不安，法定代表人更是如此。伤害所引起的直接后果是工人情绪波动、人心不稳、厂风厂纪涣散，因而导致订单减少、产品积压、产量下降、事故增多，法人组织的精神风貌出现大滑坡。应该说，这种伤害所引起的创伤与自然人因精神损害所带来的痛苦是相似的。只是承受主体和表现形式略有差异。因此作为法人的化身--法定代表人有权请求停止侵害、赔礼道歉、恢复名誉、消除影响并赔偿法人所受到的精神损害。
　　2、非法人组织的精神损害赔偿问题
　　对于法人以外的其他非法人民事主体，如个人合伙、个体工商户等其他非法人组织是否予以保护的问题，我国法律法规及司法解释并未作出明确规定，因为这些非法人组织是否具有人格权，许多学者持否定态度。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却遇到这类民事主体（非法人组织）发生的类似于精神损害赔偿的案例。如按《民法通则》99条规定，非法人组织也享有名称权。法人和非法人组织的名称权受到侵害，使它们名誉受损，可以说后果是相同的。法律规定法人可以要求精神损害赔偿，那么非法人组织的权益该如何保护呢？法院对于这类案件一般也不认可精神损害赔偿。但是在现实生活中遇到越来越多的此类侵权案件，审理中一再的以法律并无明文规定为由对非法人组织的权利不加以保护也是不妥的。①
　　（2）对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不允许提起精神损害赔偿，有悖于法的基本精神。
　　2000年12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148次会议通过的《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的规定》第1条规定：“因人身权利受到犯罪侵犯而遭受物质损失的，可以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对于被害人因犯罪行为遭受精神损失而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有人认为，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对犯罪分子处以刑罚，就已经包括对被害人精神上的抚慰，无需再就精神上的损害给予赔偿，而且，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审理精神损害赔偿难以操作和执行。我认为，这种观点是不正确的，在适用方面，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与独立的民事诉讼只有程序的不同，不应存在实体上的差别，因此，法律上应当承认原告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有权提出精神损害赔偿的诉讼请求。刑法作为公法，它所体现的对犯罪分子的惩罚功能和对被害人心理上一定程度的抚慰，与民法作为私法，对被害人人格利益的保护，通过赔偿得到抚慰是不能互相替代的。另外，这样规定，造成了人身权益遭受犯罪行为严重侵害的受害人得不到物质赔偿，而那些人身权益受到的侵害远轻于犯罪侵害的受害人却能够得到赔偿，甚至是巨额赔偿，这显然不合情理。②
　　（3）未能以适当方式对因违约而受有精神损害的合同当事人予以精神损害赔偿救济是精神损害赔偿客体范围的一个缺陷。③郭卫华、常鹏翱等著《中国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研究》2003版第413页
　　关于违约损害赔偿，国外有因违反合同而被法院判决精神损害赔偿的若干案例，但一般限于以提供安宁的享受或解除痛苦和烦恼等期待精神利益为目的的合同。例如旅游度假服务合同、摄影录音服务合同等。国内对美容整形服务合同未能达到预期目的，并造成不良后果的，也有判决违约方赔偿精神损害的若干案例。1995年11月，某省文工团歌唱演员焦某向某整形美容口腔医疗中心先后缴纳整形手术费2600元，由该中心负责人邹某为其做了颧颊部皮肤肿胀、疼痛，经法医检验，结论为：“焦某双下眼睑重度外翻，双下眼睑睑缘瘢痕形成，双眼结膜炎和双侧颧颊部软组织术后反应显著影响容貌”。焦某遂向深圳市某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赔偿损失。一审法院判决赔偿焦某医疗费、交通费、误工损失费及精神损害赔偿费等共计80028元；二审法院改判为赔偿焦某334305.70元。本案中的原告为文工团歌唱演员，容貌本来较好，她做美容术显然是为了锦上添花，结果美容不成反被毁容，其精神上的损害是相当大的，所以本案的二审法院都在认定经济损害赔偿时，充分考虑了精神损害赔偿制度，于是就有了赔偿数额较高的判决。当事人在签定这些合同时，期待着能得到一定的物质、精神利益，若由于违约方的责任使合同不能履行，或者使合同履行存在瑕疵，从而致使当事人期待的物质和精神利益受损，违约方不但应承担物质损害赔偿，还要承担精神损害赔偿。对上述立法和司法实践，《解释》未能给予应有的重视并进行一定程度的实现，应被认为是《解释》在规范精神损害赔偿客体范围上的一个重大缺陷。①孙晓芳著《浅析我国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不足与完善》

　　（4）遗漏了对贞操权的保护
　　贞操权是指人保持性纯洁的良好品行而享有的一项人格利益，与自然人的人格尊严紧密相连，并非女子所特有。 在人类婚姻家庭制度不断完善的过程中，贞操的观念进一步充实，从开始的违反乱伦禁忌为失贞转变为婚外性交为失贞，贞操成为夫妻互负的义务。对贞操权的保护在理论界已经成为共识，而由于我国社会传统的重视，贞操权受侵害时受害人所受的精神损害往往比其他人格权被侵害时产生的精神损害大，并且在司法实践中也也已经有了贞操权的判决，我国民法未予以明确规定应为明显不足。②
　　（5）有些规定过于抽象和笼统：何为“因侵权之人精神损害，造成严重后果”
　　《解释》规定只有造成严重后果的精神损害才予以精神损害是合理的。但从司法实践的角度看，《解释》笼统规定造成严重后果的精神损害才予以精神损害赔偿而不界定何为“严重后果”是不够的，将造成司法实践中适用的困难。一般来说，评价精神损害之程度，应以受害人精神上所受到的痛苦程度来衡量，也就是说从精神利益受损害的程度来衡量。但对不同的被侵害客体，存在不同的特点。对于物质性人格权的被侵害，造成的受害后果可以作为判断精神损害程度的在重要依据。如侵害他人生命权致人死亡，可认为为最严重之后果，而造成受害人残疾或重伤亦为典型的严重后果。但是，即使对侵害物质性人格权造成的损害后果，也不应完全从有形的伤害后果判断是否严重，还应考虑受害人所受的精神痛苦、肉体痛苦的程度及时间长短等来综合判断。而对侵害精神性人格权来说，则应主要从受害人精神痛苦之程度、长短并结合有形的损害后果判断，此处之有形的损害后果可能是受害人精神失常或长期精神低迷，受害人的生活、工作或学习秩序受到严重影响等。从以上可以看出，判断受害人之精神损害是否达到严重程度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解释》仅作出抽象之规定，将导致司法实践的困难和适用的不一致，应是《解释》的一个缺失，有待于进一步的司法解释予以弥补。③
　　五.我国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完善④
　　1.完善精神损害赔偿的规范体系
　　根据《民法通则》第120条的规定所确立的精神损害赔偿制度，是个很不成熟的法律制度，主要依靠司法解释予以完善，为此，笔者认为，应当尽快制定新的《民法典》或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有关精神损害赔偿的单行民事法律，对我国的精神损害进行系统、全面的规定，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产品质量法》、《著作权法》法律中具体规定适用精神损害赔偿的相应条款，对《刑事诉讼法》、《国家赔偿法》等有关法律进行修改，形成完备而统一的精神损害赔偿的法律体系，以维护法制的统一。
　　2.进一步扩大精神损害赔偿的范围，确保所有民事主体都有权请求精神损害赔偿。
沈阳市标牌制造厂与兰某等侵害商业秘密纠纷上诉案

唐青林


一、案件来源
沈阳市于洪区人民法院（2003）于民权初字第742号、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04）沈民四权终字第4号民事判决书。

二、案件要旨
基于劳动关系的商业秘密侵权诉讼，由于诉讼的一方当事人为劳动者，因而在诉讼中相关权利的冲突较为明显，侵权行为也更为隐蔽。并且，劳动者侵犯企业商业秘密的案件，在举证、鉴定等各方面，都比一般的商业秘密侵权纠纷更为复杂。

三、基本案情
被告兰某于1998年至2000年任原告沈阳市标牌制造厂（以下简称“标牌制造厂”）副厂长，在此期间，兰某未与标牌制造厂签订过聘用合同或劳动合同及保密协议。
被告王某是沈阳铁路局印刷标签厂的一名下岗工人，与被告兰某系夫妻关系。2000年8月21日，王某注册成立了一伦标牌制造厂，2002年9月6日注册成立了被告伊渤伦厂。2003年12月31日，一伦标牌制造厂注销。
后标牌制造厂以兰某、王某、伊渤伦厂侵犯其商业秘密为由，向沈阳市于洪区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原告标牌制造厂在一审庭审中所述的商业秘密包括技术秘密：喷砂工艺、抛光工艺、氧化工艺，以及沈阳机床厂一家经营信息。
经查明，标牌制造厂为其上述商业秘密采取的保密措施为：1991年4月10日标牌制造厂的会议纪要，作为会议内容之一在上面记载了一项“反内盗，主要是盗技术、信息等。”标牌制造厂的单位档案管理达标的证明。
经审理查明，原告与被告伊渤伦厂制作标牌的工艺流程均为：制作白图—晒印—制版—腐蚀—喷砂—抛光—氧化。
再查明，《现代铭牌商标装饰技术》、《电镀工艺手册》等书中公开了喷砂工艺中的温度、时间；氧化工艺中的硫酸加水；抛光工艺，采用磷酸加铬酐等技术方法。

四、法院审理
于洪区人民法院经审理后认为：由于三被告,即兰某、王某及伊渤伦厂提供相关公开书籍作为反驳证据，能够证明原告标牌制造厂生产标牌在喷砂、电抛光、机械抛光、氧化工序所采用的技术来源于公知技术，原告无证据证明三被告不可以使用该项技术，且对于三被告所用的技术无异议，故原告提出三被告侵犯其商业秘密不能成立。至于原告标牌制造厂认为其向沈阳机床一厂销售标牌的数量的减少是由于被告将产品销售给沈阳机床一厂的主张，由于原告对此未能提供充分的证据举证证明，而被告却能够证明沈阳机床一厂并未将原告标牌制造厂作为唯一的供货单位，因此原告的认为被告侵害其客户名单的主张亦不能成立。综上，标牌制造厂提出兰某、王某及伊渤伦厂侵犯其商业秘密的主张不能成立，标牌制造厂要求三被告停止侵权行为并赔偿经济损失的诉讼请求，法院不予支持。
最终，法院判决驳回了原告沈阳标牌厂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亦由原告承担。
宣判后，标牌制造厂不服，上诉至上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其上诉理由为：被上诉人兰某、王某、伊渤伦厂提供的书籍不构成上诉人商业秘密的公开；三被上诉人侵犯了上诉人的商业秘密，应承担责任。请求二审法院查清事实，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被上诉人兰某、王某及伊渤伦厂则认为原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维持原判。
二审中，上诉人标牌制造厂在法院审理期间，主张其商业秘密包括技术信息和经营信息两部分。其主张的技术信息为：烘烤工艺、喷砂工艺、氧化工艺、抛光工艺；经营信息为包括沈阳机床一厂、沈阳电力机械厂等五家客户。
经审理查明，沈阳市中院认为：本案纠纷系侵害商业秘密纠纷，故首先应确认上诉人标牌制造厂所述的技术信息及经营信息是否构成商业秘密。根据《反不正当竞争法》等法律法规，权利人要主张其具有商业秘密，首先应当明确其范围，且该范围应清楚、固定，通过一定的载体形式表现出来。上诉人标牌制造厂在起诉状、一审陈述及二审审理过程中，对其所要求保护的商业秘密的范围每一次陈述均不一致，其起诉状中强调其技术秘密为：制作图纸、设备构造、工艺配方、原料配方、生产工艺、生产流程；一审法院审理中主张为：喷砂工艺、电抛光采用磷酸、铬酐，机械抛光用沈阳布轮厂生产的布轮；氧化工艺，采用硫酸加水，时间由实际操作技术人员掌握。而在二审审理中却又认为机械抛光不是商业秘密，对电抛光工艺、氧化工艺又增加了多项技术参数。故从上述几次的变化中，法院认为上诉人对其主张的商业秘密没有固定的载体形式，且其范围也不清晰、明确。其次，除了商业秘密的范围要具体明确外，权利人还应当有针对性的对具体明确的范围采取相应的保密措施。本案中，上诉人对其商业秘密的范围并不清楚，因此没有相应证据证明上诉人采取了合理、适当的保密措施。上诉人主张其采取保密措施的证据有1991年的会议纪要、档案升级的证明。关于会议纪要，其上没有记载上诉人所涉的商业秘密究竟是什么，哪些人员应该对哪些技术秘密负有保密义务，只是在会议纪要上强调“反内盗”。关于档案升级，只能证明上诉人单位的档案管理达标，并不能作为上诉人对具体商业秘密采取合理、适当保密措施的依据。此外，上诉人也没有与涉案的被上诉人兰某签订过任何有关技术秘密的保密协议。故上诉人主张其已采取了适当的保密措施没有事实依据，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上诉人标牌制造厂所称的技术秘密没有具体明确的范围，并且没有采取合理适当的保密措施，不具备商业秘密的法定特征，不能认定为商业秘密。
关于上诉人主张的经营信息是否构成商业秘密的问题。要构成法律上的经营秘密，应该具有商业秘密的三个法定构成要件。权利人应当举证证明其客户名单系其通过花费一定的劳动和努力而收集起来的特有的客户群，并且需证明将这些客户信息作为经营秘密加以系统的管理和采取的合理保密措施。而本案中，上诉人未向法院提交其经营信息具有经营秘密法定构成要件的相应证据，亦未对其采取的保密措施进行举证，故对上诉人的客户名单为其经营秘密的主张，法院亦不予支持。
另外，关于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提供的书籍不能认定上诉人的商业秘密已经公开的问题。法院认为，即使上诉人所主张的技术秘密被视为商业秘密，由于其中大部分技术已在公开出版物上公开，与公知技术相同的部分不能作为上诉人的商业秘密而给予保护；至于与公知技术不同的部分，由于上诉人没有明确其范围，亦没有采取合理、适当的保密措施，故均不构成上诉人的商业秘密。对上诉人的主张，法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上诉人所主张的技术信息及经营信息不具备商业秘密的法定构成要件，不能作为商业秘密给予保护。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予支持。最后，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了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的二审判决。

五、律师点评
在商业秘密侵权案中，劳动者“跳槽”是引发商业秘密侵权诉讼的最大诱因之一。故在本案中，我们主要来探讨一下基于劳动关系的商业秘密侵权诉讼的特点。
基于劳动者身份的特殊性，劳动者“跳槽”所引起的商业秘密侵权诉讼具体有以下特点：
首先，诉讼主体为劳动者，因此在诉讼中相关权利冲突较为明显。例如，诉讼的关键可能取决于某项技术成果，在劳动者为被控侵权行为人时，该技术成果是属于员工的职务成果还是非职务成果就对案件起着决定性作用，此时就存在着劳动者对其非职务成果的所有权与企业对于劳动者职务成果的所有权的冲突。更为明显的例证则是企业与员工约定的竞业禁止义务，这时就存在着企业对其商业秘密的所有权与员工的劳动权、自由择业权之间的权利冲突。
其次，商业秘密侵权诉讼中的客体为商业秘密，而劳动者具有获取该商业秘密的便利条件。一方面，企业需要依靠部分员工创造及使用商业秘密，为企业创造经济效益，这部分的涉密员工通过合法途径即获得了企业的商业秘密；另一方面，即使是非涉密员工，在工作过程中，也比外来人员更容易发现企业的管理漏洞，因而也更易通过窃取等方式获得企业的商业秘密。
再次，由于劳动者较易获得企业的商业秘密，其侵权行为也就更为隐蔽。对于上述的第一种员工而言，其泄露、使用企业商业秘密的行为往往与其职务行为难以界定、区分，因此企业很难发现，发现后也很难进行举证证明；而对上述第二种员工而言，其在暗地里将商业秘密披露给不法分子，或以该商业秘密入股至其他的单位，使侵权行为人以极隐蔽的方式获取了企业的商业秘密，若企业未能做好收集证据的工作，很可能哑巴吃黄连，有苦也说不出了。
最后，劳动者侵犯企业商业秘密的案件，往往比通常的商业秘密侵权纠纷更为复杂。商业秘密侵权纠纷大多涉及较为复杂的专业知识，往往需要借助专家，通过鉴定的方式对争议的商业秘密进行鉴定。而在劳动者侵犯企业的商业秘密案件中，由于争讼的商业秘密可能经过了劳动者的技术改进或创新，因而鉴定的过程可能会更为复杂。若该劳动者将企业的技术资料进行更改后在此基础上进行了改良，并称其是通过正当的开发途径取得了争讼的商业秘密，那么，企业要证明其对于商业秘密的所有权则变的更为困难。
综上可知，基于劳动关系的商业秘密侵权诉讼比普通的商业秘密侵权诉讼更为复杂。因此，对于企业来讲，必须协调好在职员工、离职员工与商业秘密的关系，通过制度管理、法律约束等手段，保护自己的商业秘密不被侵犯。而对于员工来讲，也应增强对企业商业秘密的保密意识，即使“跳槽”了，也不能违反了自己的忠实义务，给企业及自己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编者注：本文摘自北京市安中律师事务所唐青林律师主编的《中国侵犯商业秘密案件百案类评》（中国法制出版社出版）。唐青林律师近年来办理了大量侵犯商业秘密的民事案件，为多起涉嫌侵犯商业秘密罪提供辩护，在商业秘密法律领域积累了较丰富的实践经验，欢迎切磋交流，邮箱：lawyer3721@163.com，电话：139101697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