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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议证明责任特征

作者：姜琳炜 华东政法学院诉讼法学研究生

内容提要：证明责任具有独有的特点,包括证明主体的特定性即证明责任的承担者并不是任意的；证明责任根据法定性或者说证明责任的法律规范性；证明责任运作的职权性，由负有相关职权的机关承担；证明责任过程的时限性，证明责任要在特定期限内完成。
关键字：证明责任 法定性 职权性 时限性

诉讼证明责任不仅仅是诉讼证据理论研究的热点，对实践也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一直以来，法学界关于证明责任的争议，可以说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不但证明责任与举证责任混淆不清，证明责任的法律属性也存在多种学说争议。首先笔者认为证明责任与举证责任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但同时具有一定联系性；其次，关于证明责任的法律属性笔者比较赞同“败诉风险负担说”，认为责任就是责任，既不是权利也不是义务，但不可否认带有一种义务性的倾向。证明责任与法律风险相联系，负有证明责任的主体如果不承担责任，就可能导致所认定或主张事实不能成立的法律风险。
证明责任是诉讼证明中所确立的一种特定的责任，与其他普通证明的责任相比，这种特定的责任有它独有的特点。
一、诉讼证明责任主体特定性
普通的证明活动中，证明责任的承担主体不是特定的，可能由相关的任意人承担，但在诉讼中，证明责任必须是法律赋予特定诉讼主体来承担，但并不是所有诉讼主体都有资格承担证明责任。
在刑事诉讼公诉案件中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是证明责任的主体。根据法律的规定，公安机关负责大多数刑事案件的侦查，在进行立案侦查的时候，必须有足够的证据证明自己行为的合法性，也就是必须收集、提供足够的证据证明是否有犯罪事实发生，犯罪行为是否为犯罪嫌疑人实施。如果公安机关不承担这一系列证明责任，就根本无从进行侦查行为，自然也就无法把案件移送到检察机关，即使移送到检察机关也要承担被退回补充侦查的危险。同理这种证明责任适用于国家安全机关。
人民检察院也是证明责任的主体，审查起诉的过程是人民检察院证明案件是否符合向法院提起公诉的条件的过程。在审查起诉时，人民检察院必须收集足够的证据，并且证明确实符合起诉条件或者不符合起诉条件，这样才能保证所作决定（包括起诉决定或不起诉决定）能被认可。
我国的诉讼结构形式采用复合型诉讼结构，在侦查、起诉阶段体现了线形的诉讼结构，在审判阶段体现了三角结构。据此，人民检察院在侦查、起诉阶段承担的是证明责任，在审判阶段承担举证责任，只负责将侦查、起诉阶段查证属实的证据提交法庭并进行控诉即可。如果在审判阶段仍然承担证明责任会有越权之嫌，导致另一角度的控审不分。
虽然犯罪嫌疑人与被告人是刑事诉讼主体，但不是诉讼证明责任的主体，根据国际上通行的做法，以及国内法律的规定，犯罪嫌疑人与被告人没有义务证明自己有罪，按79年《刑事诉讼法》的诉讼理念，被告人处于被追诉的地位，已被当然认为是罪犯，所以只能坦白交待自己的所谓罪行。96年对《刑事诉讼法》进行重大修改以后，被告人的诉讼地位发生了变化，由诉讼客体变为诉讼主体，法律规定被告人对侦查人员的提问，应当如实回答，但这里的如实回答不能被看作是被告人的证明责任。因为如果被告人承担证明责任，将会使司法人员推卸责任，不利于保护犯罪嫌疑人与被告人的人权，与诉讼基本原理相违背；同时犯罪嫌疑人与被告人特殊的诉讼地位，受羁押的状态使其无法承担证明责任；强加责任可能仍然导致刑讯逼供。基于以上原因被告人不应承担证明责任，不能自证有罪，无论被告人是否如实回答都不能减轻或解除司法人员的证明责任。当然犯罪嫌疑人与被告人可以提出证明自己无罪或罪轻的证据，但这不是他们所承担的证明责任，而是法律赋予其辩护权。
自诉案件中，自诉人应对起诉承担举证责任，必须向人民法院提出证明被告人侵犯其人身权利和民主权利的证据。如果自诉人体不出充分的证据证明自己的主张，其起诉的请求就不能成立，但一旦自诉被受理，审理自诉案件的人民法院就应承担调查、核实证据，并用证据认定案件事实的作用。由于自诉案件涉及当事人的隐私、家庭纠纷等问题，采用公诉方式不利于案件的处理。法律对适用自诉案件的情形的规定多数与较轻的刑事犯罪，自诉人完全有能力自行收集证据，而且能够证明被告人犯罪的证据多半掌握在自诉人手中。
在民事诉讼中，双方当事人均是证明责任的主体，在诉讼中必须对自己提出的请求提供证据，负担举证可能造成的不利诉讼后果。严格来讲，当事人承担的是举证责任，仅是对自己的主张提供证据，并不承担案件的全部证明责任。
在行政诉讼中，原告由于其身份、地位的普通性，无法也不应当成为证明责任主体。被告，即行政机关对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负有举证责任。
在诉讼中人民法院究竟是不是证明责任的主体，理论界存在争议。有的学者认为人民法院不具备承担证明责任的条件和基础，同时人民法院不负证明责任是控审职能分离强化公诉职能的需要。 我们认为，在我国人民法院不应成为消极仲裁者，无论是在刑事、民事、还是行政诉讼的审判过程中都负有证明责任，是证明责任的主体。法院为保证其审判的正确性，必须对双方的叙述和提供的证据材料进行审查，判断双方谁是孰非，同时要收集必备的证据，来证明判断的正确性，这本身就是一种证明过程。尽管控审职能分离的基本要求是法院地位中立，法院只是负责审判，不能进行追诉，但是法院的证明活动并不属于追诉性质，而是查明案情的需要。那些认为人民法院不是证明责任的主体的学者，只是混淆了证明责任的含义，认为证明责任必须以证明主张为前提，从而得出人民法院不是证明责任的主体的结论，而实质上证明责任并不以证明主张为前提，而是以职权为前提，人民法院因形式审判权而成为证明责任的主体。
二、证明责任根据法定性
《刑事诉讼法》第43条规定，“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必须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能够证实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者无罪、犯罪情节轻重的各种证据。”第45条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有权向有关单位和个人收集和调查证据。”实质上是以法律的形式规定了在刑事诉讼中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有权承担证明责任，而且必须承担证明责任。
刑事证明责任同刑事诉讼的理念及构造有密切的关系，大陆法系国家刑事诉讼的传统理念是“实体真实”， 刑事诉讼中强调依法充分的发挥警察、检察官和法官的作用，尽可能的查明犯罪事实，惩罚犯罪，维护社会稳定。证明责任约束的对象是法官。英美法系国家刑事诉讼的基本理念是源于自然正义的“正当程序”， 刑事诉讼强调程序公正，重视保护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诉讼权利为核心的基本人权不受国家机关非法侵犯。证明责任约束的对象是当事人。尽管理论上如是说，但是在两大法系国家的刑事诉讼法中对于证明责任的规定都未能体现在法律中。《意大利刑事诉讼法典》对于证据的规定的诸多条文中只有190条第1项指出“证据根据当事人的请求而获采纳。法官采用裁定的方式立即排除法律所禁止的证据和明显多余或意义不大的证据”与证明责任稍接近，但从这一条文中也难发现证明责任的法律规范性。我国的《刑事诉讼法》则具有这一规范性。
《民事诉讼法》第64条规定“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法律规定了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人民法院承担证明责任。
《行政诉讼法》第32条规定“被告对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负有举证责任，应当提供作出该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和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这是我国法律首次规定举证责任的概念。虽然法律没有明确规定证明责任，但是在第35条、36条中体现了人民法院对证据的收集和保全。换而言之，在行政诉讼中，被告负有举证责任，人民法院承担证明责任。
大陆法系的民事诉讼中，直接从当事人平等的原则和事物的盖然性出发设置举证责任分担的原则，根据平等的思想，当事人在诉讼中处于平等的地位，只有适当的分担责任才能达到法律实现公平正义的目的，原、被告都没有必要对全部案件事实负举证责任，而应予以适当的分担才能实现诉讼的公平。 原告仅对权利存在的要件事实举证，被告仅对权利消灭、变更要件事实举证。这样既有利于保护私权，又符合公平理念。这种法律要件分类说，维护法律形式上的公平，具有统一发挥法律安全性的优势，几十年来一直处于通说地位，有时无法获得实质上的公平。
英美法系综合各种诉讼利益，以实证方式分配举证责任，所以可以将这种分配证明责任的理论称为“利益衡量说”。由于英美法系学者采用实型诉讼，强调法官在具体诉讼中发现法、创造法的作用，以判例发优先为本旨。为此英美法系的举证责任分配原则表现为多元要素的集合，具有灵活性、司法对策性强的特点，但具有任意性、不统一性。
不可否认我国民事、行政诉讼程序中，关于证明责任的规定同样具有模糊性和概括性，但是模糊性和概括性是所有实然法都具备的特点，应然与实然终究是存在差别，我们所能努力的只能是使两者更为接近。
三、证明责任运作的职权性
证明责任是基于法律上的职权而产生。我国的公安司法机关不同于西方国家，尤其是英美法系国家。英美法系国家的追诉机关的责任仅仅是证明犯罪嫌疑人有罪，所以承担的只是举证责任，而我国的追诉机关，不仅肩负着证明犯罪嫌疑人有罪的责任，最主要的是查明案件事实，以达到惩治犯罪，保障无辜的人不受刑事追究。公安司法机关不履行或者不充分履行证明责任就是失职，也就是说证明责任必定引起某种法律后果的发生。比如立案与否，是不是起诉，法院的审判结果能否作出。
不能把司法机关的证明责任与他们的职权割裂开来，首先因为的证明责任是其行使职权的必然要求。在刑事诉讼中，公安机关、检察机关、人民法院分别代表国家行使侦查权、检察权、审判权，所以他们必须收集证据，揭露犯罪，以确实充分的证据证实犯罪，这既是他们的权限，也是他们应尽的责任。同时司法机关的证明责任又有其相应的职权作保障，国家赋予了司法机关已相应的职权，这就使其在刑事诉讼中依法承担的证明责任有了可靠的保障。
公安机关要承担侦查职能，在立案侦查阶段收集审查证据。公诉机关要承担控诉职能，承担法院对于其所认定的犯罪不能成立的诉讼后果。上文提到有的学者认为人民法院不负证明责任，这是控审职能分离强化公诉职能的需要。尤其是在刑事诉讼中如果人民法院收集了有罪证据，使其与控方职能划分不清。这种观点有待商榷，人民法院收集必备的证据必定会迎合控方或辩方的诉讼职能，但并不意味人民法院在行使控诉职能或辩护职能。人民法院承担审判职能，作出裁判必须保障所依据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否则原裁判认定事实错误，或者原裁判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就会引起上诉、抗诉或申请再审，而在提起的二审或再审程序中，就会被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那么要求人民法院在审判过程中，必须收集、审查证据，承担证明责任。
由以上可知，在理论上需要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基于各自的诉讼职能承担证明责任，同时法律上对于证明责任的承担也有职权性的规定，《刑事诉讼法》第45条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有权向有关单位和个人收集和调查证据。”在民事和行政诉讼中，尽管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不必参与到诉讼中，但是人民法院所承担的证明责任仍是其职权所在。《民事诉讼法》第65条规定，“人民法院有权向有关单位和个人调取证据。”《行政诉讼法》34条第二款规定“人民法院有权向行政机关以及其他组织、公民调取证据。”法律规定公安司法机关依其职权收集证据，证实履行证明责任的需要。
四、证明责任过程的时限性
诉讼证明有其特殊性，证明责任的承担理应在诉讼过程中，决不能超出诉讼之外。国外流行一种诉讼理念，诉讼好比一场比赛，比赛结束以后，即使在优秀的运动员对发挥不力而造成的失败结果也无能为力。这也有合理的一面，有利于减少纠诉和缠诉，当然也有人认为这是不公平的，但是试想一下，既然法律能够规定多种犯罪不追诉的情形，那么在其他案件中又一定要追求完完全全的正义吗？法律不是万能的，也不可能是万能的，我们只能选择最好的结合点，规定限时举证制度势在必行。
刑事诉讼主要的任务在于追究犯罪、追求正义，案件涉及社会利益及国家安全，同时也涉及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权。法律在设置证明责任时效时要兼顾各方利益，在立案后的侦查、审查起诉阶段，法院不承担证明责任，法院的证明责任严格限制在审判阶段，否则便有越权之嫌，此时法院的调查核实证据权，也是履行其证明责任的需要。
我国目前的民事诉讼法对证据的提出时间并未限定， 《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72条规定，证据应该在法庭上出示，但是并未规定是在一审还是在二审中提出。相反，在76条中规定，人民法院对当事人一时不能提交证据的，应根据具体情况，指定其在合理期限内提交。当事人在指定期限内提交确有困难的，应在指定期限届满之前，向人民法院申请延期。延长的期限由人民法院决定。
这里涉及到一个理论基础问题，就是举证责任是什么性质。如果承认其是一种权利，在诉讼的任何阶段均可提出，这是因为当事人作为权利的主体，有权选择何时行使权利。但是从另一个角度考虑，即使承认举证责任是一种权利，那么权利的行使也不是绝对的，不是说想什么时候行使就什么时候行使，如果是绝对的权利就上升为权力，不仅与个人身份不符，而且也造成制度上的混乱。我们认为举证责任是当事人可能由于举证不能而承担诉讼不利后果的一种负担（败诉风险负担），义务性多于权利性。既然是一种责任承担，那么就有强制性的履行成分，应该规定（包括法定和指定）当事人在某一期间内完成。诉讼一方因举证不能而败诉，是其自身举证不能引起的合理结果，而不是国家对其正当权益保护不利。在现代社会生活节奏日益加快的今天，人们越来越注重效率和效益，因而应给举证规定一个时限，笔者认为最迟不得超过一审庭审结束之前。
不可否认现实中确实存在这样一种怪象，当事人在一审中如同挤牙膏一般在每一次开庭时提供一点证据，自恃手中有证据，不怕败诉。或者不提供证据，诱导法官错判，在二审中提交新证据，从而大获全胜，拉长了结案周期。但是这种现象终究还是极个别，毕竟在效率优先的现代社会，很少有人愿意冒败诉的风险而不提供证据，或者运用诉力的极大浪费与法官玩一起“猫捉老鼠”的游戏。但是我们并不能因为大多数人愿意主动提供证据，就完全排除这种故意超时的可能性，在法律中就不予以制约和规定限时举证制度，如同不能因为社会中少有人盗窃就不规定对盗窃的惩罚。
有的学者提出，举证时限在第一审法庭辩论前， 笔者认为这个时限规定的较短。因为证据，尤其是诉讼证据，不是普通的一件想得到就得到的事物，有时候当事人可能在庭审中受启发而想到提供某项证据；甚至到最后陈述阶段才想到并收集证据，这时对于证据提出时间的过短限制，就会不利于当事人权利的保护。在一审庭审结束之前提出比较合理。
在民事诉讼中有些特别的证明，例如人身损害赔偿中的伤情鉴定，破产宣告中的破产债权审计，房地产案件中的房屋评估等都与案件的处理结果有密切的关系，对于这类证明尤其要规定举证时限。否则，对案件的审限和质量都有影响。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意见的解释》第3条第三款规定，被告在二审过程中向法庭提交在一审过程中没有提交的证据，不能作为二审法院撤销或者变更一审裁判的根据。可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被告应当在第一审庭审结束之前，向人民法院提供证据，在这之后提供的证据没有证明效力。这样规定主要是为了防止被告利用第48条缺席判决的规定，来规避第33条的规定，以期在第二审程序中取得有利的地位，从而逃避责任。具体而言，当行政机关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对原告作出裁决，原告起诉后，被告无法举证，而第33条又规定诉讼中被告不得自行向原告和证人收集证据，于是拒不到庭应诉，避开法院收集证据，法院作出缺席判决。此时，被告提起上诉，将其在一审期间收集到的证据提供给二审法院。由于有新证据的出现，法院重审后上诉方获胜。被告的行为是规避法律的行为，应予以禁止。
当举证责任期限被严格限定以后，公安司法机关的证明责任也自然而然的被限定到严格的期限以内。在民事和行政诉讼中，人民法院都应该在一审庭审结束前履行证明责任。
诚然，诉讼最大的目的是追求正义，从理论上讲，不能排除证明时限性造成的诉讼结果不公，但是，正如美国法官弗来彻所说的效率原则，即“正义被耽搁等于正义被剥夺，即低效率的代价是昂贵的。人们诉诸法院是希望获得援助与救济，一个向法院寻求救助的人希望援助早日来临，否则判决就毫无意义。”

完善民事诉讼证人制度的几点思考

福建省长泰县人民法院 ：陈 小 熊


证人是指了解案件情况并受人民法院传唤出庭作证的人。证人就自己知道的案件事实向人民法院所作的口头或书面的陈述即证人证言①。它与书证、物证、视听资料等其它证据相互印证，使民事诉讼证据链条的各个环节成为有机的整体，共同证明案件的事实。随着审判方式改革的不断深入，证人证言作为证据的价值被越来越重视。然而，由于证人本身具有的容易受客观环境、智力水平，法律意识以及各种人为因素影响的特点，再加上证人制度的不完善，致使司法实践中，证人拒不作证、拒不出庭、作伪证，甚至前后矛盾作证的现象普遍存在。其一，证人不出庭冲击了公开审判原则和直接言词原则②的贯彻执行，致使公开举证、公开质证、公开认证无法落实。其二，使原本匮乏的证据资源更加匮乏，影响了当事人正当诉讼请求的实现；其三，增加了法官查明案件事实的难度，增大了诉讼成本，影响了诉讼效率和办案质量的提高，最终损害了法律的尊严和司法机关的权威。因此，剖析证人制度存在问题的根源，建立全面规范的证人法律制度③，成为深化民事审判方式改革的重要一环。
一、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一)证人方面的原因：由于自身法律意识淡薄和其他因素的限制，证人缺乏爱憎分明、嫉恶如仇的正义感，缺乏依法作证的责任感。具体表现为：
1、证人害怕卷入当事人之间的矛盾。普遍认为作不作证作用不大，作证是多管闲事，于是抱着“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不倚不偏”的中立态度，或寻找各种借口能推就推，能躲就躲，不出庭作证、敷衍作证。
2、证人害怕遭到当事人打击、报复。特别是“黑恶势力”为霸一方，乡霸、地霸、村霸比较严重的地方，证人出于作证会招至不利方当事人怨恨、报复，甚至使自己及家属的人身、财产、前途遭到不测的自我保护意识，不敢出庭作证。
3、证人怕耽误时间，影响自己事务。认为作证对自己没有好处，且出庭的有关费用无法列支，既浪费了自己的时间、精力，又直接损害了自己的经济利益，甚至可能有损于自己的身份和形象。
4、证人与案件处理结果有一定利害关系；或与一方当事人有亲属、朋友、同事等亲情、人情关系，如实作证对其不利；或与一方当事人有过节，如实作证对其有利；或因当事人利诱，贿买而抱有饶幸心理等原因，而不愿作证或作伪证。
(二)立法方面的原因：证人制度立法内容的不完善是造成证人拒不作证、拒不出庭作证和作伪证的最主要、最直接的原因④。
1、立法内容过于笼统、缺乏严谨的科学性。民事诉讼法第70条规定“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单位和个人，都有义务出庭作证”。这一条款过于原则。其一，承认单位具有同自然人一样的作证资格，这并不符合证人的自然要求。实践中，单位证人往往只提供盖有单位印章的一份书面证言，其证据效力难以把握，一旦出现伪造，其责任也难以追究。其二，对证人出庭的方式，作证的程序规则等，都未加以全面的设置和规范，使得证人出庭履行义务的可操作性大打折扣。其三，没有规定证人不履行作证义务的相应的法律责任。即未规定无正当理由拒绝出庭作证的法律责任。这无异于说明证人违反了该法定义务并不产生任何法律后果，也无需承担任何法律责任，致使证人出庭作证的义务条款形同虚设。
2、立法内容的不明确或相互矛盾。民事诉讼法规定，凡是了解案件真实情况的人均有作证的义务，未排除证人与当事人有否亲属、利害关系以及从事的职业问题。这一方面与特种行业，如《律师法》《公证暂行条例》规定的律师及公证员的保密义务相互矛盾；另一方面直接冲击了传统的亲情伦理关系理念，使得证人作证与否无所适从，显然与立法本意相违背。再如：民事诉讼法未对“确有困难不能出庭”的具体情况作出明确界定，以致于司法实践中随意扩大“确有困难”的适用范围，使得一些本应该出庭或可以出庭的证人推托困难而不出庭，只好以书面证言代替口头证言，以证据出示代替当庭质证。
3、立法内容中证人权利义务严重失衡。民事诉讼法特别强调证人的作证义务，而对证人应享有的权利未予重视。如因出庭作证所支付的费用和造成其正常收入的减少等经济损失的补偿问题；如因作证引发其本人及亲属人身安全、财产安全的保障问题，均没有任何法律规定。这必然导致证人经济上不堪重负，思想上也顾虑重重，只好选择不作证或不出庭作证。
(三)执法方面的原因：审判人员执法过程中思想上的疏忽，工作上的懈怠，使得现有证人制度在具体实施中落实不到位，打击了证人作证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成为证人拒不作证的又一原因。
1、审判人员对证人拒不作证或作伪证行为危害性认识不足。对证人拒不作证或作伪证的现象听之任之，未采取相应的措施加以制止或处罚，致使作不作证无所谓，作假证也没有法律责任的错误认识滋生。
2、证人因出庭作证而支出的交通费、住宿费、伙食费、误工损失费等补偿落实不到位，虽然《人民法院诉讼收费办法》第二条第二款规定证人费用……，应由法院向当事人收取后，再支付给证人。但实践中，由于操作麻烦，且数额界定不明确，一般均没有落实。使得证人出庭作证支出的实际费用和经济损失得不到补偿，以致不愿出庭作证。
3、对证人因作证遭受打击、报复、陷害的行为处理不力。一些证人因作证，其本人及亲属的人身安全、财产安全等合法权益受到了损害无法得到及时、有效的处理，造成社会负面影响。
二、解决问题的几点思考
综上所述，导致证人不出庭作证或作伪证现象的普遍存在，是多种社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既有证人自身素质和社会环境的问题，又有立法环节上的不完善，执法环节的不严肃。这不仅影响到具体案件审理的结果，影响了审判效率、办案质量的提高，而且妨碍了民事审判方式改革的进程。因此，解决问题的根本途径除了努力营造证人作证的社会环境，使证人作证的观念深入人心，如实作证、出庭作证成为人们的自觉行动外，关键还必须从立法和执法上完善证人制度，以期最终实现证人证言的证据功能和价值。
(一)关于完善证人适格条件的几点探讨
证人适格是解决什么样的人有资格作为证人的问题。从上文的分析中，笔者认为对证人适格问题应作以下修改与完善。
1、应删除单位作为证人的主体资格⑤。虽然承认单位证言资格可以扩大证据资源，但单位证言它必须借助特定自然人对案件事实的感知所作的陈述，而单位本身的作证方式，证言效力在实践中难以统一把握，且《刑法》第306条规定，伪证罪的主体只能是自然人，若单位作伪证，难以追究相应的法律责任，因此，该主体资格应予以删除。
2、应赋予证人免除作证义务的权利。即在特殊情况下，赋予知道案件情况的人，有免除作证的权利。台湾民事诉讼法规定，证人在五种情况下，可以拒绝作证⑥。根据我国实际，可包括与当事人有近亲属关系的证人和具有特殊职业身份的证人。如律师。这样一来，既可以减少证人拒证、伪证现象的发生，减少审查判断取舍证人证言真实性的难度，促使证人作证制度更趋公正、合理，又可以确保亲情伦理关系的稳固和对特殊职业信任的增强。
3、应严格限制证人庭下作证的范围和条件。证人出庭是证人作证的主要形式，而庭下作证，即证人提交书面证言只是在证人确有特殊原因无法到庭的情况下采取的补救措施。因此证人提交书面证言应予严格限制。其一应将“确有困难”修改为“确有正当理由”为妥，主要界定在以下几种情况：①具备作证条件的未成年人，但在法庭上作证可能不利于其身心健康。②路途特别遥远，交通不便或费用高昂的，如出国短期不回来的。③开庭期间患有严重疾病或因年迈体弱、残疾而行为极为不便的。④发生自然灾害、意外事件等不可抗力的。⑤开庭时证人已经死亡，或下落不明，或通讯地址不详，无法传唤的。其二应严格掌握“确有正当理由不能出庭”和“经人民法院许可”两个条件。
4、应修改自然人作证的适格标准。法律规定“不能正确表达意志的人不能作证”，即说明正确表达意志是自然人作证的适格标准。而实践中，如何审查证人对案件事实的辨别能力、表达能力；如何认定不同证人，特别是年幼的，有精神障碍的证人证言效力，法律尚没有具体的标准。因此，该部分法律内容应修改，而确定民事行为能力作为自然人作证资格的标准。即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有独立作证的资格，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则无作证资格，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可以在与其年龄，精神状况和智力程度等相适应的范围内履行作证义务。
(二)关于保障证人出庭作证的几项措施
1、明确证人无正当理由不出庭作证的强制措施和法律责任。没有国家强制力保障的法律条款是形同虚设的。证人出庭作证是一项强制性的法律义务，我国法律却未规定无正当理由不出庭作证的强制措施及相应的法律责任。这是立法上的又一盲点。借鉴外国立法，如英国对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证人，可以逮捕，必要时，可处以藐视法庭罪；日本也规定了法院可以命令其负担因此而发生的诉讼费用并处以5000元以下罚款，并可追究刑事责任，判处包括罚金、拘留在内的刑罚，必要时，法院还可命令拘提证人（第277-278条）⑦。因此，结合我国司法实践的现实状况和国际诉讼立法走势，可作如下修改和增置：其一，对必须到庭的证人应改变用通知的形式，而采用传票传唤，对两次传唤不到庭的证人，增设适用拘传传唤的条款。从而体现证人出庭作证是以国家强制力作保障的一项法定义务。其二，对拒不出庭作证给诉讼活动造成严重后果的行为由法律或司法解释明确可予以罚款、司法拘留；情节特别恶劣或后果特别严重的，可以妨害司法罪科处刑罚。
2、完善证人及其近亲属人身和财产安全的保障措施。民事诉讼法第102条第四项规定“对司法工作人员、诉讼参加人、证人……，进行侮辱、诽谤、诬陷、殴打或者打击报复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情节轻重予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一者，报复者往往不仅仅针对证人本身，还会针对其近亲属；不仅仅针对其人身权益，还会针对其财产权益，立法上主体与对象的特定性，给报复者留下可乘之机，也造成证人自我保护上的防不胜防。正所谓明枪易躲，暗箭难防。二者，打击报复行为往往发生于案件审理，甚至执行程序终结之后。其事后性使得执法人员因情节不好认定或者怕惹麻烦，以致于对侵害证人人身和财产权利的违法犯罪行为认识不够，打击不力。因此，一方面立法上要明确规定对证人因出庭作证产生其本人及近亲属的人身和财产安全的保护条款，还包括事后保护和事前保护。另一方面，执法人员要从思想根源上提高对证人遭报复打击的认识，从业务素质上提高执法水平，严肃执法，及时，快速从严惩处打击报复证人的违法行为，从根本上消除证人的思想顾虑和后顾之忧。
3、完善证人出庭作证支出费用及经济损失的补偿制度。虽然我国法律尚未规定证人求偿制度，但是，根据《人民法院诉讼收费办法》的规定，借鉴国外立法例，可以看出对证人出庭前后所作的准备，支付的费用及造成的经济损失给予适当的经济补偿是应该的，也是必需的。因此，一方面，建议立法建立证人求偿制度，可先对证人的误工损失、交通费、生活费、住宿费等属诉讼费用范畴的这些费用标准，预交方式和负担作出具体规定，后逐步扩大并规范证人出庭前后所作准备的费用及其他实际经济损失的补偿范围。另一方面，鉴于当前的司法实践之需，可在证人出庭作证时，由法院告知其向法庭申报具体费用，经核实后，根据该证据采纳情况分别处理：即若该证人证言属对案件真实陈述，可作定案依据，该费用由败诉方负担；若该证人证言与案件事实无关，不被采纳，该费用由举证的当事人负担；若证人出庭不作证或作虚假证明，该费用除由其本人自行负担外，还根据情节轻重，依照作伪证的有关规定承担法律责任。
(三)关于防治证人作伪证的几点建议
出庭作证是证人的一项法定义务，而如实作证更是国家法律对证人作证的一项最基本的要求。作伪证的社会危害性比不出庭作证更为严重。一是其主观上是故意的，无视于国家法律的严肃性，且有损害一方当事人合法权益的恶意；二是客观上混淆了黑白，颠倒了事实真相，从而增大了法官认证的难度，扰乱了审判秩序，容易导致错判、误判。因此必须予以高度重视，并严厉打击。
1、严格庭审程序，实现以程序公开、公正确保证人不作伪证。其一，应严格审查证人的资格身份，审查其基本情况，其与案件当事人之间或案件结果所存在的关系，审查其作证能力，作证资格，防止不适格证人的证言材料成为定案依据。其二，应告知证人诉讼权利与义务，以及作伪证的法律责任，要求其宣誓或具结不作伪证。其三，应严格执行公开质证程序⑧。出庭作证的证人必须分别接受双方当事人及辩护人的质疑，从而达到去伪存真的诉讼目的。其四，应坚持公开认证。这里主要讲一下证人不到庭的书面证言认证问题。若证人无法定理由而拒不到庭，其提供的书面证言一般不能作为定案依据；若证人有正当理由，经法庭准许不到庭，其提供的书面证言，经双方当事人质证，无异议的，可以作为定案依据；若一方当事人提出异议，根据其是否有充分证据证明该证言不能成立而区别处理。
2、建立证人宣誓或具结不作伪证的制度。宣誓或具结不作伪证是指证人在依法出庭时，向法庭保证对案件事实不作虚假陈述，不提供虚假证据，否则将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我国民事诉讼法尚未对证人出庭作证宣誓或具结不作伪证的形式作出规定，但在司法实践中，有些法院已经试行证人宣誓制度，或具结不作伪证制度，并取得良好成效。一方面约束了证人作证义务，强化证人的责任心和义务感，如实作证，有效地减少伪证和证言反复现象的发生；另一方面，严肃法庭审理秩序，体现了法庭的庄严和法律的权威，对证人作伪证起到法律震慑作用。因此，建议建立证人宣誓或具结不作伪证的制度⑨。其形式可为：由证人当庭宣读誓词，并在宣誓词或具结书上签名或盖章。誓词内容可为：我宣誓，今天在庄严的法庭上作证，将忠实履行法律规定的作证义务，如实陈述，接受法官询问，当事人发问和质证，不作任何伪证，如有违反，愿依法接受法庭的处罚和制裁。宣誓人×××。
3、完善证人伪证惩罚制度。民事诉讼法第102条规定对伪证行为可以根据情节轻重予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这是处罚伪证的法律依据。但这一条款过于笼统，尚欠明确与具体，致使可操作性差。其一，没有认定伪证行为情节的标准；没有区分庭审前、中、后伪证行为的性质；没有考虑伪证危害后果的情节等。其二，该条款规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而刑法规定的证人伪证行为明确界定在刑事诉讼中，使得上述规定成为一纸空文。其三，司法实践中，通常把伪证行为指向当事人，而非证人，且执法中适用不多，不足以对证人伪证行为形成足够的威慑。因此，有必要在实践的基础上对伪证行为的具体特点，表现形式加以总结，并通过立法或司法解释对惩罚伪证行为作出具体规定，以利于司法机关有效的打击伪证行为，维护正当司法秩序。



注 释：
①参见齐树洁主编《民事程序法》 厦门大学出版社 2000年10月版 第117-118页
②参见王茂华、邓运日《试述民事诉讼的直接言词原则》 载于《福建审判》1998年第3期。
③参见《人民法院五年改革纲要》第11条。
④参见李永光、赵素君《证人出庭作证难的成因、危害及对策》 载于《人民司法》1994年第6期。
⑤对此学术界看法并不统一。持应删除观点的可参见：毕玉谦《民事证据法及其程序功能》 法律出版社 1997年版第57页；齐树洁主编《民事司法改革研究》 厦门大学出版社 2000年10月版；张淑兰主编《民事诉讼法学》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9年3月版第229页。持相反观点的可参见：江伟主编《民事诉讼法教程》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9年2月版第146页；陈桂明主编《民事诉讼法通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9年11月版第142页。
⑥参见齐树洁主编《民事程序法》 厦门大学出版社 2000年10月版第129页。具体表述为：①证人为当事人的配偶、前配偶、未婚配偶或四亲等内血亲、三亲等内姻亲或曾有此亲属关系的；②证人所作证言将对自己或亲属造成财产上直接损害；③证人所作证言将导致自己或亲属受刑事追诉或受到耻辱；④证人就其职务或业务上有保守秘密义务的事项；⑤证人作证将泄露其技术或职业上秘密的。
⑦参见曹书瑜《关于民事、经济诉讼中证人拒证与伪证的原因与防治措施》 载于《法律适用》1997年第3期。
⑧参见赵明山《民事诉讼中的伪证防治》 载于《人民司法》1994年第3期。
⑨参见钟良生《设立民事诉讼宣誓制度初探》 载于《人民司法》1999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