淄博市人大常委会关于废止《淄博市人大常委会个案监督办法》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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淄博市人大常委会关于废止《淄博市人大常委会个案监督办法》的决定
淄博市人大常委会关于废止《淄博市人大常委会个案监督办法》的决定
(2008年12月18日市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通过)
市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经过审议，决定废止《淄博市人大常委会个案监督办法》。
本决定自通过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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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使肇事人逃逸的行为之辨析
——兼谈对相关司法解释的质疑
福建省安溪县人民法院 黄庆明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条第二款规定：“交通肇事后，单位主管人员、机动车辆所有人、承包人或乘车人指使肇事人逃逸，致使被害人因得不到救助而死亡的，以交通肇事罪的共犯论处。”（以下我们将实施这种行为的人简称为“指使人”，实施的行为简称为“指使行为”。）最高人民法院这一司法解释意旨在于打击指使行为，以维护社会道德及公共秩序。然而，既然交通肇事犯罪属于过失犯罪，那么，认定指使人构成交通肇事罪共犯是否科学呢？
让我们借助于简单的三段论逻辑推理方法来考察这个命题：
大前提——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因而发生重大交通事故，致人重伤或死亡，或者致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构成交通肇事罪。
小前提——指使人违反了交通运输管理法规。
结 论——指使 人犯了交通肇事罪。
在这个三段论中，大前提是法律规定，是真实的。如果小前提也是真实的，那结论即指使人犯了交通肇事罪，便无可争议。但小前提是否真实，值得商榷。指使人没有实施也没有指使肇事者实施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的行为，而真正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是在交通运输过程中驾驶、控制交通工具运行的人员——即肇事人。从这个简单的三段论，我们可以很清楚地判断出：指使人构成交通肇事罪的结论不成立。但是根据上述司法解释，指使人却已构成了交通肇事罪。
笔者认为，该司法解释将指使行为与肇事行为混为一谈，违背了罪刑法定原则；将指使人以交通肇事罪论共犯处，是不科学的。本文从分析逃逸行为的性质入手，并从其在交通肇事犯罪构成中的作用和共同犯罪构成原理两个角度对该司法解释提出质疑，从而指出该司法解释的不合理性，并提出笔者对指使行为的定位的一些思考。
一、逃逸行为的性质及其在交通肇事犯罪构成中的作用
所谓逃逸，即为躲避不利于自已的环境或事物而离开。交通肇事逃逸是指在发生交通事故后，为逃避法律追究而逃跑的行为。肇事人的逃逸行为是在交通肇事后所为行为，表现形式是逃逸行为的作为，其实质是逃避抢救义务及责任追究的不作为。本文所分析的只是单一的逃逸行为（若肇事人有“将被害人带离现场后隐藏或遗弃，致使被害人无法得到救助而死亡或者严重残疾的，应当依照刑法第二百三十二条、第二百三十四条第二款的规定，以故意杀人罪或故意伤害罪处罚。”）。肇事人主观心理只能是过失即是对被害人的死亡抱有侥幸心理，过于自信或疏忽大意。逃逸行为反映了肇事人较为恶劣主观恶性，后果是使被害人无法得到及时救助，妨害了肇事责任的准确认定，经侦查制造了障隘。但值得注意的是，逃逸行为并不因此上升为交通肇事罪的客观构成要件。刑法第133条规定：“犯交通肇事罪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交通运输肇事后逃逸或者有其他特别恶劣情节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因逃逸致人死亡的，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该条明确规定，逃逸致人死亡并非交通肇事罪的客观要件，而只是一个独立的量刑情节。法律以此作为独立量刑情节意在警诫或期待肇事人为一定的行为，单一逃逸行为本身并不构成犯罪。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既然单一的逃逸行为不是交通肇事犯罪的构成要件，指使人实施指使肇事者逃逸的指使行为更谈不上构成交通肇事罪。但指使人出于私利（逃避民事责任或免受牵累等）而见死不救的行为违背了社会伦理道德，必然受到社会的共同谴责。
二、指使人是否构成教唆犯？
从交通肇事罪的构成要件来分析，指使人并不构成交通肇事罪的教唆犯。
1、主体：交通肇事罪主体虽是一般主体，但只有在一般主体履行一定的职责时即在交通运输过程中，直接操纵各种交通工具、指挥交通运输活动或操纵交通设备时才成为本罪的主体。指使行为并不是履行这一特定职责，指使人也就不是交通肇事罪的主体。
2、客观方面：交通肇事罪客观上行为人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指使行为并不违反这一法规，根据罪则自负原则，指使人仅对自已的指使行为负责，逃逸行为本身不构成犯罪。再者，指使行为并不与交通肇事行为存在完整因果关系，上述司法解释对指使人处于交通肇事罪的共犯论处，显然有悖于刑法理论归责原则。指使行为显然不符合交通肇事罪的客观要求，也形成不了交通肇事罪的教唆犯。
3、主观方面：交通肇事罪主观上为过失。即行为人应当预见自已的行为可能发生重大交通事故并造成严重后果，但由于忽大意而没有预见，或者虽然预见但轻信能够避免，以致造成严重后果。指使人主观为故意，即明知自已指使肇事人逃逸的行为会使肇事人逃避抢救义务及责任追究的结果，并且希望这种结果发生。指使人主观故意不符合交通肇事罪的主观要件的要求。
三、交通肇事犯罪系过失犯罪，不存在共犯问题
共同犯罪是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共同犯罪首先要有共同犯罪故意，各共同犯罪人通过意思联络，知道自已是和他人配合共同实施犯罪，认识他们的共同犯罪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并且希望或放任这种危害结果的发生。交通肇事罪中行为人只能是过失，否则成立故意杀人罪。肇事人与指使人一方是过失，一方是故意，并无共同犯罪故意，不是共犯。其次要共同实施犯罪行为，各共同犯罪人的行为都是指向同一的目标，彼此联系，互相配合，结成一个有机的犯罪活动整体，共同创造犯罪的结果。指使行为与肇事行为，从行为的时间、行为指向目标看，都是两个可割裂的独立部分。两者的行为指向不一致，也构成不了共犯。
四、指使行为的定位
如前所述，指使行为与交通肇事行为不能等同。那该行为应如何评价呢？仅从道德评价，或抑法律评价并实行制裁呢？笔者认为，应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1、指使人仅实施指使行为，并未帮助肇事人逃逸的情况。因其构成不了犯罪，只能道德上评判或由公安机关予以治安处罚。上述司法解释显然对此作出犯罪的定性，扩大刑法适用范围，使无罪的人应到不应有的刑事处分。
2、指使人实施指使行为，并帮助肇事人逃逸的情况。笔者认为指使人构成包庇罪。所谓包庇罪是指明知是犯罪的人而为其提供隐藏处所、财物，帮助其逃匿，或者作假证明包庇的行为。其立法本意为惩罚帮助犯罪分子逃匿的人，只要帮助逃匿，不管以任何种方法，只要客观上加大了司法机关抓捕难度，甚至造成抓捕不能的，就应以该罪处罚。指使人在交通事故发生后，肇事人可能犯罪情况下，主观上明知逃逸行为会发生肇事人逃避抢救义务及责任追究的结果，并希望或放任这一结果的发生，客观上实施了帮助肇事人逃逸的行为，加大司法机关的抓捕难度，甚至造成了抓捕不能，就应处于包庇罪。从客观上分析，其所侵犯的客体是社会管理秩序。无论从主观、客观上分析，指使人构成了包庇罪。
我国著名刑法学者陈兴良先生曾言道：“刑法是一种不得已的恶。用之得当，个人与社会两受其益；用之不当，个人与社会两受其害。因此，对于刑法之可能的扩张与滥用，必须保持足够的警惕。不得已的恶只能不得已而用之，此乃用刑之道也。”笔者认为，最高人民法院上述司法解释有刑法滥用之嫌。只有严格贯彻罪刑法定原则和罪责刑相适应原则，按照犯罪构成理论对指使人的行为进行准确定性，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才能真正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法追究，从而充分体现刑法的谦抑性，切实维护国家法律的权威。
浅析保证期间的性质及其适用
—— 从一起借款担保纠纷案说起
（ 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 朱春燕 ）
摘 要：保证期间是指依照法律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期间，超过该期间，保证人则不承担保证责任。 立法及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使得保证期间具有了除斥期间性质的外观,但其并非除斥期间。保证期间与诉讼时效是在不同的阶段发挥着各自作用的期间,它们具有相互衔接的可能性。本文通过对一起借款担保纠纷案的剖析,指出保证期间既非诉讼时效也非除斥期间的特殊性质以及保证期间向保证合同诉讼时效转换的适用问题。
关键词： 保证期间 诉讼时效 除斥期间
一、 案件基本情况（为了当事人的利益，在此省去当事人的真实名称）
1997年3月5日,甲、乙和丙三方签订《资金往来协议书》一份，约定乙向甲借款10万元人民币，期限为一年（自97年3月5日至98年3月5日止）。丙作担保，并在协议书中第四条约定：“到期后，若乙方未能归还 甲方，则一切法律责任由丙方承担。”
借款到期后，乙未偿还借款，经甲多次催要，在1998年9月10日，甲乙丙三方签订了一格还款计划，约定：“乙方借甲方债务于98年十一前解决一部分，其余于98年底前还清。”在98年十一，乙给付了5000元本金，3万元利息，尚欠本金9.5万元和利息1.36万元一直未还。甲方在2000年11月6日向法院起诉乙要求还款。2000年12月8日，经法院主持调解，双方达成调解协议：“乙方在2001年5月1日前偿还所欠甲方借款9.5万元（利息自2000年3月5日起计至给付之日止，按年利率20%计算）。” 但是调解协议签订后，乙方并没有依约还款，甲方因此申请法院强制执行。2005年3月15日法院下达判决书：乙方财产已被另一法院查封处理完了，再无财产可执行。
于是，甲方在2005年4月6日起诉丙方，要求丙方承担还款责任。2005年5月31日法院以已过保证期间为主要理由判决驳回甲方的全部诉讼请求，免除丙方的保证责任。甲方不服，于2005年6月13日向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二审以已过保证期间为主要理由判决驳回甲方上诉请求，维持原判。
二、 针对本案的法律分析
在一审过程中以及在债权人上诉和保证人的答辩中，主要的争议焦点在于：
（1）本案债务担保期间为何？
（2）债权人在保证期间内有无主张权利，这涉及到保证期间的起算以及保证期间适用的问题
在回答这两个问题之前，我想我们有必要界定几个概念，一是究竟何为保证期间？保证期间的性质为何？二是保证期间的起算以及适用问题。
（一）保证期间的性质
保证期间，是指依照法律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期间。在该期间内若债权人不积极向主债务人或保证人行使权利，保证人的保证责任即被免除。然而保证期间的法律性质如何，无论理论界还是实践部门都存在较大的争议。 主要有以下三种代表性的意见：第一种是“诉讼时效说”。该意见认为保证期间是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起止时间，它的最大功能就是明确了义务人(保证人)承担义务的时间界限，因而保证期间从本质上讲就是诉讼时效期间，它应当属于诉讼时效中特别诉讼时效之一种，可称之为保证诉讼时效或保证时效。第二种意见是“除斥期间说”。该说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 (以下简称《担保法》)规定的6个月法定保证期间为除斥期间，其中《担保法》第25条（关于一般保证）规定的为混合除斥期间，适用中断的规定；第26条(关于连带责任保证)规定的期间为纯粹的除斥期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担保法司法解释》）第31条规定：“保证期间不因任何事由发生中断、中止、延长的法律后果。”据权威解释，该司法解释是将保证期间定性为除斥期间。第三种意见认为将保证期间归属于诉讼时效和除斥期间都是不准确的，保证期间可以作为一种特殊的权利行使期间或者责任免除期间，即其自身可以成为一种独立的期间类型，而不必要也不应该归人到现有的诉讼时效期间或者除斥期间之中。 笔者同意第三种意见，将结合上述实习期间的借款担保纠纷案进行一定的分析。
首先，保证期间不是诉讼时效。保证期间和诉讼时效虽在保护保证人权利及督促债权人及时行使权利方面具有趋向一致的功能，但保证期间并非诉讼时效。二者的区别主要表现在：(1) 诉讼时效期间为权利人请求法院以国家强制力保护其民事权利的法定期间，并且该期间为强制性规定，当事人不得以其意思而予以变更，它体现为国家对权利人意志的干预。 而保证期间主要为约定期间，它是当事人意思自治的表现，约定期间与否及期间的长短均由当事人自由决定，法律的态度是尊重而不是干预。只有在当事人约定不合法或者不明确时法律才介入当事人的保证期间确定。(2) 诉讼时效为可变期间，可因法定事由的发生而引起中断、中止或延长。而保证期间为不变期间，不因任何事由发生中断、中止、延长的法律后果。(3) 法律后果不同。依《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规定，诉讼时效届满后，实体权利本身并不消灭，仅胜诉权归于消灭。保证期间的效果为债权人在保证期间内若不行使权利丧失保证债权，丧失的是实体权利。(4) 阻碍期间完成的事由不同。在诉讼时效中，因不可抗力或其他障碍不能行使请求权的，诉讼时效中止；因起诉、当事人一方提出请求及义务人同意履行义务而引起诉讼时效中断，阻碍诉讼时效完成。阻止保证期间完成的事由因保证人是否享有先诉抗辩权而有所不同，依《担保法》第25条第2款规定：“一般保证中，在合同约定的保证期间和前款规定的保证期间，债权人未对债务人提起诉讼或申请仲裁的，保证人免除保证责任。”可见在一般保证中，阻止保证期间完成的事由为债权人向债务人提起诉讼或申请仲裁，而不是向保证人主张权利，这与阻止诉讼时效完成的事由及事由中所蕴含的价值取向完全不同。依《担保法》第26条第2款的规定“连带责任保证中，在合同约定的保证期间和前款规定的保证期间，债权人未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保证人免除保证责任。”可见，在连带责任保证中，阻止保证期间完成并发生效力的事由为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
其次，保证期间也不是除斥期间。“除斥期间亦称为预定期间，指法律直接规定或当事人依法确定的某些形成权的预定存续期间，因该期间经过，该权利当然消灭。” 除斥期间与保证期间的区别主要表现在： (1) 法律属性不同。除斥期期间一般为法定期间，不允许以法律行为缩短或延长。如《合同法》第五十五条规定的1年的除斥期间不允许当事人以法律行为变更，具有强制性属性。保证期间一般为约定期间，是可变期间，即存在着中断问题。 (2) 适用对象不同。除斥期间适用于形成权，如撤销权、解除权及终止权等。保证期间适用于请求权。(3) 除斥期间为不变期间。保证期间依《担保法》第25条第2款规定，债权人在保证期间内已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的，保证期间适用诉讼时效中断的规定。二者的相似之处为：（1）法律效果相似，都是权利消灭期间，即能引起权利的消灭。(2) 在特定情况下，二者可能都是法定期间。从以上分析可以得出，保证期间和除斥期间的区别是主要的，二者有质的不同，这就决定了保证期间不是除斥期间。但是两者的相同或者相似之处，特别是同属于权利消灭期间，又使人将保证期间误认为除斥期间。
因此，笔者认为保证期间既非诉讼时效也非除斥期间，应该是在诉讼时效和除斥期间之外作为一种特殊的权利行使期间或者责任免除期间，正因为保证期间的特殊性，在适用中自有其独特之处。
（二）保证期间的起算及其适用问题
根据《担保法》第25条：“一般保证的保证人与债权人未约定保证期间的，保证期间为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6个月。
在合同约定的保证期间和前款规定的保证期间，债权人未对债务人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的，保证人免除保证责任；债权人已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的，保证期间使用诉讼时效中断的规定。”
因此，针对本案，对于第一个问题，当事人三方于1997年3月5日签订了资金往来协议书，约定用款期为一年，即到期日为1998年3月5日，按照《担保法》第25条第1款，保证期间为1998年3月5日——9月4日，保证时效为1998年9月5日前。但是在1998年9月10日，甲乙丙三方签订了一还款计划，约定：“乙方借甲方债务于98年十一前解决一部分，其余于98年底前还清。”这一协议应该改变了原约定的债务期限，债务履行期届满应该是98年底，即98年12月31日，同样依据《担保法》第25条第1款，担保期间应该为1998年12月31日——1999年6月30日。
但是根据《担保法》第25条第2款，若债权人能举证证明其在保证时效前即（1999年6月30日前）已对主债务人提起诉讼则可发生保证期间中断。同时根据《担保法司法解释》的第34条规定：“一般保证的债权人在保证期间届满前对债务人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的，从判决或者仲裁裁决生效之日起,开始计算保证合同的诉讼时效。”可是债权人甲方在2000年11月6日才向法院起诉主债务人乙方要求还款。2000年12月8日，经法院主持调解，双方达成调解协议。根据前面一个问题的分析保证期间为1998年12月31日——1999年6月30日。债权人在2000年11月6日起诉，已不在保证期间内，因此根据《担保法》第25条第2款，保证人应当免除保证责任。因此对于本案第二个问题的回答也就明确了。
三、保证期间的适用——由保证期间向保证诉讼时效的转换
如前分析，保证期间是一种既非诉讼时效也非除斥期间，是在诉讼时效和除斥期间之外特殊的权利行使期间或者责任免除期间。正因为保证期间的这种特殊性，根据我国《担保法》和《担保法司法解释》的规定，在适用中会出现保证期间向保证合同诉讼时效的转换问题。
《担保法》第25条第2款：“在合同约定的保证期间和前款规定的保证期间，债权人未对债务人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的，保证人免除保证责任；债权人已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的，保证期间适用诉讼时效中断的规定。”很多学者，包括孔祥俊老师认为在此“保证期间适用诉讼时效中断的规定”应理解为：“如果在保证期间内债权人已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的，那么保证期间应该中断，在中断后重新起算的期间仍然是原来约定或者法定的保证期间而不是适用诉讼时效两年的期间。” 但是如果按照这种理解，结合《担保法司法解释》第34条第1款：“一般保证的债权人在保证期间届满前对债务人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的，从判决或者仲裁裁决生效之日起,开始计算保证合同的诉讼时效。”这就出现了很大的矛盾——在中断事由解除后，依《担保法》适用法定的六个月保证期间，而依《担保法司法解释》适用两年的诉讼时效。这也导致在司法实践中造成分歧，在本案中，债权人和保证人在上诉期间的上诉状和答辩状意见中就涉及到了对于这一规定的不同理解。
笔者认为，《担保法》第25条第2款“保证期间适用诉讼时效中断的规定”应理解为如果在保证期间内债权人已向主债务人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的，那么保证期间应该中断，在中断后重新起算两年的诉讼时效，即在判决或者仲裁裁决生效之日起,开始计算保证合同的诉讼时效，这就实现了保证期间向保证合同诉讼时效的转换。这种理解也正好与《担保法司法解释》第34条“从判决或者仲裁裁决生效之日起,开始计算保证合同的诉讼时效”相一致，由保证期间向保证合同的诉讼时效转换更有利于实践的操作，减少分歧带来的不必要的麻烦。而且，这种理解也是由保证期间既非诉讼时效也非除斥期间的特殊性质所决决定的。正因为保证期间与诉讼时效的不同，不能中断后再重新计算保证期间，而应该适用诉讼时效；又因为保证期间与除斥期间的不同与相似性，保证期间不具有中断后重新计算其本身的性质，只是具有转换适用保证合同诉讼时效的性质，两者在这种转换中共同维护了保证制度，使法律适用更有操作性。
同时，从《担保法》平衡债权人利益和保证人利益的角度上来考虑，中断后适用两年的诉讼时效更有利于公平。因为如果按照孔祥俊老师的观点中断后重新计算仍然是原来约定或者法定的保证期间而不是适用诉讼时效两年的期间，那么很有可能在实践中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在判决或者仲裁裁决生效后，主债务人仍然不履行债务，债权人因此申请法院强制执行，但是很有可能在还没有强制执行完的情况下，重新计算的六个月保证期间已经经过，那么这样对于债权人来说很不利。比如说此案，如果（前提是如果）债权人是在有效的保证期间内起诉了主债务人，判决生效之日时2000年12月8日，但是主债务人不按照协议履行还债，债权人申请法院强制执行完毕是在2005年3月15日。这一时间早已经过了重新计算的六个月保证期间，当让也已经经过转换适用的两年的诉讼时效。不过本案最大的问题在于债权人对主债务人的起诉最早是在2000年11月6日，这已经不在保证期间（1998年12月31日——1999年6月30日）之内，后面的都是一些假设，只是为了说明在中断后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
因此，我们不能忽视更不能否认了保证期间向保证合同诉讼时效的转换。保证期间和诉讼时效虽然不属于同一种性质的期间，但是它们在适用中可以同时存在，是相容的，具有衔接性。这种转换也是由保证期间的特殊性质所决定的。
当然，既然在学理上和实践上都出现有分歧说明我们的担保法立法的条文语言和司法解释的条文用语有不够明确甚至存在矛盾的地方，最起码存在理解上的模糊性，为了更好地完善保证制度，更好地平衡债权人和保证人之间的利益，这就需要进一步的修改统一现已存在的一些不合理的法律用语和条文理解，使其更有利于服务于法律实践。
附：
作者：朱春燕
学校：中国政法大学
班级：民商经济法学院2002级5班
专业：法学
联系方式：010-89744534
——兼谈对相关司法解释的质疑
福建省安溪县人民法院 黄庆明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条第二款规定：“交通肇事后，单位主管人员、机动车辆所有人、承包人或乘车人指使肇事人逃逸，致使被害人因得不到救助而死亡的，以交通肇事罪的共犯论处。”（以下我们将实施这种行为的人简称为“指使人”，实施的行为简称为“指使行为”。）最高人民法院这一司法解释意旨在于打击指使行为，以维护社会道德及公共秩序。然而，既然交通肇事犯罪属于过失犯罪，那么，认定指使人构成交通肇事罪共犯是否科学呢？
让我们借助于简单的三段论逻辑推理方法来考察这个命题：
大前提——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因而发生重大交通事故，致人重伤或死亡，或者致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构成交通肇事罪。
小前提——指使人违反了交通运输管理法规。
结 论——指使 人犯了交通肇事罪。
在这个三段论中，大前提是法律规定，是真实的。如果小前提也是真实的，那结论即指使人犯了交通肇事罪，便无可争议。但小前提是否真实，值得商榷。指使人没有实施也没有指使肇事者实施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的行为，而真正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是在交通运输过程中驾驶、控制交通工具运行的人员——即肇事人。从这个简单的三段论，我们可以很清楚地判断出：指使人构成交通肇事罪的结论不成立。但是根据上述司法解释，指使人却已构成了交通肇事罪。
笔者认为，该司法解释将指使行为与肇事行为混为一谈，违背了罪刑法定原则；将指使人以交通肇事罪论共犯处，是不科学的。本文从分析逃逸行为的性质入手，并从其在交通肇事犯罪构成中的作用和共同犯罪构成原理两个角度对该司法解释提出质疑，从而指出该司法解释的不合理性，并提出笔者对指使行为的定位的一些思考。
一、逃逸行为的性质及其在交通肇事犯罪构成中的作用
所谓逃逸，即为躲避不利于自已的环境或事物而离开。交通肇事逃逸是指在发生交通事故后，为逃避法律追究而逃跑的行为。肇事人的逃逸行为是在交通肇事后所为行为，表现形式是逃逸行为的作为，其实质是逃避抢救义务及责任追究的不作为。本文所分析的只是单一的逃逸行为（若肇事人有“将被害人带离现场后隐藏或遗弃，致使被害人无法得到救助而死亡或者严重残疾的，应当依照刑法第二百三十二条、第二百三十四条第二款的规定，以故意杀人罪或故意伤害罪处罚。”）。肇事人主观心理只能是过失即是对被害人的死亡抱有侥幸心理，过于自信或疏忽大意。逃逸行为反映了肇事人较为恶劣主观恶性，后果是使被害人无法得到及时救助，妨害了肇事责任的准确认定，经侦查制造了障隘。但值得注意的是，逃逸行为并不因此上升为交通肇事罪的客观构成要件。刑法第133条规定：“犯交通肇事罪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交通运输肇事后逃逸或者有其他特别恶劣情节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因逃逸致人死亡的，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该条明确规定，逃逸致人死亡并非交通肇事罪的客观要件，而只是一个独立的量刑情节。法律以此作为独立量刑情节意在警诫或期待肇事人为一定的行为，单一逃逸行为本身并不构成犯罪。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既然单一的逃逸行为不是交通肇事犯罪的构成要件，指使人实施指使肇事者逃逸的指使行为更谈不上构成交通肇事罪。但指使人出于私利（逃避民事责任或免受牵累等）而见死不救的行为违背了社会伦理道德，必然受到社会的共同谴责。
二、指使人是否构成教唆犯？
从交通肇事罪的构成要件来分析，指使人并不构成交通肇事罪的教唆犯。
1、主体：交通肇事罪主体虽是一般主体，但只有在一般主体履行一定的职责时即在交通运输过程中，直接操纵各种交通工具、指挥交通运输活动或操纵交通设备时才成为本罪的主体。指使行为并不是履行这一特定职责，指使人也就不是交通肇事罪的主体。
2、客观方面：交通肇事罪客观上行为人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指使行为并不违反这一法规，根据罪则自负原则，指使人仅对自已的指使行为负责，逃逸行为本身不构成犯罪。再者，指使行为并不与交通肇事行为存在完整因果关系，上述司法解释对指使人处于交通肇事罪的共犯论处，显然有悖于刑法理论归责原则。指使行为显然不符合交通肇事罪的客观要求，也形成不了交通肇事罪的教唆犯。
3、主观方面：交通肇事罪主观上为过失。即行为人应当预见自已的行为可能发生重大交通事故并造成严重后果，但由于忽大意而没有预见，或者虽然预见但轻信能够避免，以致造成严重后果。指使人主观为故意，即明知自已指使肇事人逃逸的行为会使肇事人逃避抢救义务及责任追究的结果，并且希望这种结果发生。指使人主观故意不符合交通肇事罪的主观要件的要求。
三、交通肇事犯罪系过失犯罪，不存在共犯问题
共同犯罪是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共同犯罪首先要有共同犯罪故意，各共同犯罪人通过意思联络，知道自已是和他人配合共同实施犯罪，认识他们的共同犯罪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并且希望或放任这种危害结果的发生。交通肇事罪中行为人只能是过失，否则成立故意杀人罪。肇事人与指使人一方是过失，一方是故意，并无共同犯罪故意，不是共犯。其次要共同实施犯罪行为，各共同犯罪人的行为都是指向同一的目标，彼此联系，互相配合，结成一个有机的犯罪活动整体，共同创造犯罪的结果。指使行为与肇事行为，从行为的时间、行为指向目标看，都是两个可割裂的独立部分。两者的行为指向不一致，也构成不了共犯。
四、指使行为的定位
如前所述，指使行为与交通肇事行为不能等同。那该行为应如何评价呢？仅从道德评价，或抑法律评价并实行制裁呢？笔者认为，应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1、指使人仅实施指使行为，并未帮助肇事人逃逸的情况。因其构成不了犯罪，只能道德上评判或由公安机关予以治安处罚。上述司法解释显然对此作出犯罪的定性，扩大刑法适用范围，使无罪的人应到不应有的刑事处分。
2、指使人实施指使行为，并帮助肇事人逃逸的情况。笔者认为指使人构成包庇罪。所谓包庇罪是指明知是犯罪的人而为其提供隐藏处所、财物，帮助其逃匿，或者作假证明包庇的行为。其立法本意为惩罚帮助犯罪分子逃匿的人，只要帮助逃匿，不管以任何种方法，只要客观上加大了司法机关抓捕难度，甚至造成抓捕不能的，就应以该罪处罚。指使人在交通事故发生后，肇事人可能犯罪情况下，主观上明知逃逸行为会发生肇事人逃避抢救义务及责任追究的结果，并希望或放任这一结果的发生，客观上实施了帮助肇事人逃逸的行为，加大司法机关的抓捕难度，甚至造成了抓捕不能，就应处于包庇罪。从客观上分析，其所侵犯的客体是社会管理秩序。无论从主观、客观上分析，指使人构成了包庇罪。
我国著名刑法学者陈兴良先生曾言道：“刑法是一种不得已的恶。用之得当，个人与社会两受其益；用之不当，个人与社会两受其害。因此，对于刑法之可能的扩张与滥用，必须保持足够的警惕。不得已的恶只能不得已而用之，此乃用刑之道也。”笔者认为，最高人民法院上述司法解释有刑法滥用之嫌。只有严格贯彻罪刑法定原则和罪责刑相适应原则，按照犯罪构成理论对指使人的行为进行准确定性，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才能真正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法追究，从而充分体现刑法的谦抑性，切实维护国家法律的权威。
浅析保证期间的性质及其适用
—— 从一起借款担保纠纷案说起
（ 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 朱春燕 ）
摘 要：保证期间是指依照法律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期间，超过该期间，保证人则不承担保证责任。 立法及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使得保证期间具有了除斥期间性质的外观,但其并非除斥期间。保证期间与诉讼时效是在不同的阶段发挥着各自作用的期间,它们具有相互衔接的可能性。本文通过对一起借款担保纠纷案的剖析,指出保证期间既非诉讼时效也非除斥期间的特殊性质以及保证期间向保证合同诉讼时效转换的适用问题。
关键词： 保证期间 诉讼时效 除斥期间
一、 案件基本情况（为了当事人的利益，在此省去当事人的真实名称）
1997年3月5日,甲、乙和丙三方签订《资金往来协议书》一份，约定乙向甲借款10万元人民币，期限为一年（自97年3月5日至98年3月5日止）。丙作担保，并在协议书中第四条约定：“到期后，若乙方未能归还 甲方，则一切法律责任由丙方承担。”
借款到期后，乙未偿还借款，经甲多次催要，在1998年9月10日，甲乙丙三方签订了一格还款计划，约定：“乙方借甲方债务于98年十一前解决一部分，其余于98年底前还清。”在98年十一，乙给付了5000元本金，3万元利息，尚欠本金9.5万元和利息1.36万元一直未还。甲方在2000年11月6日向法院起诉乙要求还款。2000年12月8日，经法院主持调解，双方达成调解协议：“乙方在2001年5月1日前偿还所欠甲方借款9.5万元（利息自2000年3月5日起计至给付之日止，按年利率20%计算）。” 但是调解协议签订后，乙方并没有依约还款，甲方因此申请法院强制执行。2005年3月15日法院下达判决书：乙方财产已被另一法院查封处理完了，再无财产可执行。
于是，甲方在2005年4月6日起诉丙方，要求丙方承担还款责任。2005年5月31日法院以已过保证期间为主要理由判决驳回甲方的全部诉讼请求，免除丙方的保证责任。甲方不服，于2005年6月13日向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二审以已过保证期间为主要理由判决驳回甲方上诉请求，维持原判。
二、 针对本案的法律分析
在一审过程中以及在债权人上诉和保证人的答辩中，主要的争议焦点在于：
（1）本案债务担保期间为何？
（2）债权人在保证期间内有无主张权利，这涉及到保证期间的起算以及保证期间适用的问题
在回答这两个问题之前，我想我们有必要界定几个概念，一是究竟何为保证期间？保证期间的性质为何？二是保证期间的起算以及适用问题。
（一）保证期间的性质
保证期间，是指依照法律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期间。在该期间内若债权人不积极向主债务人或保证人行使权利，保证人的保证责任即被免除。然而保证期间的法律性质如何，无论理论界还是实践部门都存在较大的争议。 主要有以下三种代表性的意见：第一种是“诉讼时效说”。该意见认为保证期间是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起止时间，它的最大功能就是明确了义务人(保证人)承担义务的时间界限，因而保证期间从本质上讲就是诉讼时效期间，它应当属于诉讼时效中特别诉讼时效之一种，可称之为保证诉讼时效或保证时效。第二种意见是“除斥期间说”。该说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 (以下简称《担保法》)规定的6个月法定保证期间为除斥期间，其中《担保法》第25条（关于一般保证）规定的为混合除斥期间，适用中断的规定；第26条(关于连带责任保证)规定的期间为纯粹的除斥期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担保法司法解释》）第31条规定：“保证期间不因任何事由发生中断、中止、延长的法律后果。”据权威解释，该司法解释是将保证期间定性为除斥期间。第三种意见认为将保证期间归属于诉讼时效和除斥期间都是不准确的，保证期间可以作为一种特殊的权利行使期间或者责任免除期间，即其自身可以成为一种独立的期间类型，而不必要也不应该归人到现有的诉讼时效期间或者除斥期间之中。 笔者同意第三种意见，将结合上述实习期间的借款担保纠纷案进行一定的分析。
首先，保证期间不是诉讼时效。保证期间和诉讼时效虽在保护保证人权利及督促债权人及时行使权利方面具有趋向一致的功能，但保证期间并非诉讼时效。二者的区别主要表现在：(1) 诉讼时效期间为权利人请求法院以国家强制力保护其民事权利的法定期间，并且该期间为强制性规定，当事人不得以其意思而予以变更，它体现为国家对权利人意志的干预。 而保证期间主要为约定期间，它是当事人意思自治的表现，约定期间与否及期间的长短均由当事人自由决定，法律的态度是尊重而不是干预。只有在当事人约定不合法或者不明确时法律才介入当事人的保证期间确定。(2) 诉讼时效为可变期间，可因法定事由的发生而引起中断、中止或延长。而保证期间为不变期间，不因任何事由发生中断、中止、延长的法律后果。(3) 法律后果不同。依《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规定，诉讼时效届满后，实体权利本身并不消灭，仅胜诉权归于消灭。保证期间的效果为债权人在保证期间内若不行使权利丧失保证债权，丧失的是实体权利。(4) 阻碍期间完成的事由不同。在诉讼时效中，因不可抗力或其他障碍不能行使请求权的，诉讼时效中止；因起诉、当事人一方提出请求及义务人同意履行义务而引起诉讼时效中断，阻碍诉讼时效完成。阻止保证期间完成的事由因保证人是否享有先诉抗辩权而有所不同，依《担保法》第25条第2款规定：“一般保证中，在合同约定的保证期间和前款规定的保证期间，债权人未对债务人提起诉讼或申请仲裁的，保证人免除保证责任。”可见在一般保证中，阻止保证期间完成的事由为债权人向债务人提起诉讼或申请仲裁，而不是向保证人主张权利，这与阻止诉讼时效完成的事由及事由中所蕴含的价值取向完全不同。依《担保法》第26条第2款的规定“连带责任保证中，在合同约定的保证期间和前款规定的保证期间，债权人未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保证人免除保证责任。”可见，在连带责任保证中，阻止保证期间完成并发生效力的事由为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
其次，保证期间也不是除斥期间。“除斥期间亦称为预定期间，指法律直接规定或当事人依法确定的某些形成权的预定存续期间，因该期间经过，该权利当然消灭。” 除斥期间与保证期间的区别主要表现在： (1) 法律属性不同。除斥期期间一般为法定期间，不允许以法律行为缩短或延长。如《合同法》第五十五条规定的1年的除斥期间不允许当事人以法律行为变更，具有强制性属性。保证期间一般为约定期间，是可变期间，即存在着中断问题。 (2) 适用对象不同。除斥期间适用于形成权，如撤销权、解除权及终止权等。保证期间适用于请求权。(3) 除斥期间为不变期间。保证期间依《担保法》第25条第2款规定，债权人在保证期间内已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的，保证期间适用诉讼时效中断的规定。二者的相似之处为：（1）法律效果相似，都是权利消灭期间，即能引起权利的消灭。(2) 在特定情况下，二者可能都是法定期间。从以上分析可以得出，保证期间和除斥期间的区别是主要的，二者有质的不同，这就决定了保证期间不是除斥期间。但是两者的相同或者相似之处，特别是同属于权利消灭期间，又使人将保证期间误认为除斥期间。
因此，笔者认为保证期间既非诉讼时效也非除斥期间，应该是在诉讼时效和除斥期间之外作为一种特殊的权利行使期间或者责任免除期间，正因为保证期间的特殊性，在适用中自有其独特之处。
（二）保证期间的起算及其适用问题
根据《担保法》第25条：“一般保证的保证人与债权人未约定保证期间的，保证期间为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6个月。
在合同约定的保证期间和前款规定的保证期间，债权人未对债务人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的，保证人免除保证责任；债权人已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的，保证期间使用诉讼时效中断的规定。”
因此，针对本案，对于第一个问题，当事人三方于1997年3月5日签订了资金往来协议书，约定用款期为一年，即到期日为1998年3月5日，按照《担保法》第25条第1款，保证期间为1998年3月5日——9月4日，保证时效为1998年9月5日前。但是在1998年9月10日，甲乙丙三方签订了一还款计划，约定：“乙方借甲方债务于98年十一前解决一部分，其余于98年底前还清。”这一协议应该改变了原约定的债务期限，债务履行期届满应该是98年底，即98年12月31日，同样依据《担保法》第25条第1款，担保期间应该为1998年12月31日——1999年6月30日。
但是根据《担保法》第25条第2款，若债权人能举证证明其在保证时效前即（1999年6月30日前）已对主债务人提起诉讼则可发生保证期间中断。同时根据《担保法司法解释》的第34条规定：“一般保证的债权人在保证期间届满前对债务人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的，从判决或者仲裁裁决生效之日起,开始计算保证合同的诉讼时效。”可是债权人甲方在2000年11月6日才向法院起诉主债务人乙方要求还款。2000年12月8日，经法院主持调解，双方达成调解协议。根据前面一个问题的分析保证期间为1998年12月31日——1999年6月30日。债权人在2000年11月6日起诉，已不在保证期间内，因此根据《担保法》第25条第2款，保证人应当免除保证责任。因此对于本案第二个问题的回答也就明确了。
三、保证期间的适用——由保证期间向保证诉讼时效的转换
如前分析，保证期间是一种既非诉讼时效也非除斥期间，是在诉讼时效和除斥期间之外特殊的权利行使期间或者责任免除期间。正因为保证期间的这种特殊性，根据我国《担保法》和《担保法司法解释》的规定，在适用中会出现保证期间向保证合同诉讼时效的转换问题。
《担保法》第25条第2款：“在合同约定的保证期间和前款规定的保证期间，债权人未对债务人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的，保证人免除保证责任；债权人已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的，保证期间适用诉讼时效中断的规定。”很多学者，包括孔祥俊老师认为在此“保证期间适用诉讼时效中断的规定”应理解为：“如果在保证期间内债权人已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的，那么保证期间应该中断，在中断后重新起算的期间仍然是原来约定或者法定的保证期间而不是适用诉讼时效两年的期间。” 但是如果按照这种理解，结合《担保法司法解释》第34条第1款：“一般保证的债权人在保证期间届满前对债务人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的，从判决或者仲裁裁决生效之日起,开始计算保证合同的诉讼时效。”这就出现了很大的矛盾——在中断事由解除后，依《担保法》适用法定的六个月保证期间，而依《担保法司法解释》适用两年的诉讼时效。这也导致在司法实践中造成分歧，在本案中，债权人和保证人在上诉期间的上诉状和答辩状意见中就涉及到了对于这一规定的不同理解。
笔者认为，《担保法》第25条第2款“保证期间适用诉讼时效中断的规定”应理解为如果在保证期间内债权人已向主债务人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的，那么保证期间应该中断，在中断后重新起算两年的诉讼时效，即在判决或者仲裁裁决生效之日起,开始计算保证合同的诉讼时效，这就实现了保证期间向保证合同诉讼时效的转换。这种理解也正好与《担保法司法解释》第34条“从判决或者仲裁裁决生效之日起,开始计算保证合同的诉讼时效”相一致，由保证期间向保证合同的诉讼时效转换更有利于实践的操作，减少分歧带来的不必要的麻烦。而且，这种理解也是由保证期间既非诉讼时效也非除斥期间的特殊性质所决决定的。正因为保证期间与诉讼时效的不同，不能中断后再重新计算保证期间，而应该适用诉讼时效；又因为保证期间与除斥期间的不同与相似性，保证期间不具有中断后重新计算其本身的性质，只是具有转换适用保证合同诉讼时效的性质，两者在这种转换中共同维护了保证制度，使法律适用更有操作性。
同时，从《担保法》平衡债权人利益和保证人利益的角度上来考虑，中断后适用两年的诉讼时效更有利于公平。因为如果按照孔祥俊老师的观点中断后重新计算仍然是原来约定或者法定的保证期间而不是适用诉讼时效两年的期间，那么很有可能在实践中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在判决或者仲裁裁决生效后，主债务人仍然不履行债务，债权人因此申请法院强制执行，但是很有可能在还没有强制执行完的情况下，重新计算的六个月保证期间已经经过，那么这样对于债权人来说很不利。比如说此案，如果（前提是如果）债权人是在有效的保证期间内起诉了主债务人，判决生效之日时2000年12月8日，但是主债务人不按照协议履行还债，债权人申请法院强制执行完毕是在2005年3月15日。这一时间早已经过了重新计算的六个月保证期间，当让也已经经过转换适用的两年的诉讼时效。不过本案最大的问题在于债权人对主债务人的起诉最早是在2000年11月6日，这已经不在保证期间（1998年12月31日——1999年6月30日）之内，后面的都是一些假设，只是为了说明在中断后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
因此，我们不能忽视更不能否认了保证期间向保证合同诉讼时效的转换。保证期间和诉讼时效虽然不属于同一种性质的期间，但是它们在适用中可以同时存在，是相容的，具有衔接性。这种转换也是由保证期间的特殊性质所决定的。
当然，既然在学理上和实践上都出现有分歧说明我们的担保法立法的条文语言和司法解释的条文用语有不够明确甚至存在矛盾的地方，最起码存在理解上的模糊性，为了更好地完善保证制度，更好地平衡债权人和保证人之间的利益，这就需要进一步的修改统一现已存在的一些不合理的法律用语和条文理解，使其更有利于服务于法律实践。
附：
作者：朱春燕
学校：中国政法大学
班级：民商经济法学院2002级5班
专业：法学
联系方式：010-8974453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