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中、日两国之间委托送达法律文书使用送达回证问题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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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依法严肃惩处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走私犯罪活动的通知

1986年6月27日，最高法院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军事法院、军事检察院，铁路运输高级法院、全国铁路运输检察院：
当前，有些国家机关、企业、事业等单位为了牟取暴利，置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于不顾，进行走私违法犯罪活动，而且往往数额特别巨大，严重危害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因此，对情节严重的走私行为，构成犯罪的，必须坚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为此，特通知如下：
对于国家机关、企业、事业等单位进行走私的案件，当前应参照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一九八五年七月十八日《关于当前办理经济犯罪案件中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答（试行）》＊中，关于处理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投机倒把案件的有关规定办理，即走私数额特别巨大（走私数额在二十万元以上，或者非法获利数额在十万元以上的，一般可视为＂数额特别巨大＂），或者给国家造成重大损失的，应依法追究其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的刑事责任．
以上通知，希遵照执行．在执行中发现有何问题及意见，请报告．
一九八六年六月二十七日


质疑“严打”

潘哲锋


“严打”是严厉打击的简称，在公安机关与犯罪分子的较量中是一个使用极频繁的字眼。如某某地方针对某事开展“严打”运动或者是经过某次“严打”运动取得了如何的成绩等等在全国各家报刊上频频见到。对于轰轰烈烈的“严打”运动，笔者总感到疑疑惑惑，总觉得有那么一点不对劲。下面就谈谈笔者的几点质疑。
一、“严打”是否符合我国的法制精神，是否与我国的《刑法》原则相悖。
我国如今提倡的是“依法治国”，凡事都应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进行活动，就是公安、法院、检察等执法机关同样不能例外。自1984年我国首次提出“严打”这概个概念开始，一直是公安机关的时尚名词。我国《刑法》的基本原则是罪刑相适应，而“严打”的宗旨是严厉打击，召开各种各样的公捕公判大会，对在“严打”期间破获的各类案件一律从重从快处理。我国《刑法》根据犯罪嫌疑人的认罪态度及其具体犯罪事实规定有从重、从轻、减轻处理的情节，但是这些在从重从快处理的“严打”方针下基本上遭到抹杀。“严打”体现更多的是人治思想，与我国“依法治国”的法制精神格格不入。
二、“严打”给司法实践带来不良影响。
“严打“期间，普遍实行的是加重刑罚，与平常的打击犯罪分子的刑罚意识不同，导致量刑不均衡，造成适用法律事实上的不平等。一九八三年“严打”期间，为了体现从重从快原则，不少案件量刑过重，又将上诉期限缩短到三天。在轰轰烈烈的“严打”运动过后又出现了大批减刑的浪潮。上诉期限的随意缩短，剥夺犯罪嫌疑人的上诉权利，这本身就是对法律的践踏，使法律失去应有的严肃性。“严打”一般来说时间都不长，在“严打”期间犯罪分子畏法蛰伏，待严打风潮过后又卷土重来，使“严打”过后的一段时间变成犯罪活动的高发期。因此，笔者认为只有持久稳定执法，才能保证长治久安，在执法上不能搞运动。
三、容易形成为“严打”而“严打”的不正之风。
对于那些在“严打”成绩突出的公安机关，政府会给予精神上和物质上的奖励。在物质利益和虚荣心的双重驱使下，有的公安机关就会为了“严打”而“严打”，为了“政绩”而“严打”。
我们来看2001年中新社关于“严打”的一组数据：河南郑州市经过20多天奋战，共破案2517起，抓获犯罪嫌疑人4800余起，逮捕890余人，摧毁黑恶势力、犯罪团伙142个；南宁4月份摧毁黑社会性质恶势力团伙188个，摧毁86个毒品犯罪团伙，破获各类刑事案件7100多件；广东4月到8月共破获刑事案件6万余起，与严打前5个月相比增加22.4%，逮捕犯罪嫌疑人25000余人；浙江4月到6月破获刑事、经济犯罪案件31151起，抓获犯罪嫌疑人49876人。从这些不完全统计的数据上我们不难看出，在严打期间各地的公安机关都是江山一片红，战绩突出。有些地方的公安机关平时破案率不高，但在这“严打”期间破案率是直线飙升，有些沉积了好几年的旧案也破获了，其间是否有“猫腻”就不得而知了。任何一种运动都有其积极的一面，但消极的一面同样不可避免地存在，“严打”自然也不例外。在轰轰烈烈的“严打”行动中取得成绩固然令人精神振奋，但深究一下，笔者以为有以下的几个疑问：1、在各级公安机关都在喊警力缺乏，人手不够，破案力量不足，破案工作难以开展的情况下，为何在“严打”这段短时间内就能破获如此多的治安刑事案件？平时那些公安机关又在做些什么呢？2、如此多的犯罪活动以前是如何在公安机关的眼皮底下存在，又是如何在“严打”中被发现的？3、某些拖了几年甚至十几年的陈年积案又是如何在“严打”期间被破获的？在“严打”以前难道就找不到一点线索吗？为何不积极寻找线索？ 4、短时间内如此大量的的治安、刑事案件是采用种手段破获的？是否符合法定程序？有多少是靠刑讯逼供的？其中有多少冤假错案？ 5、有没有好大喜功谎报成绩的？
为此，笔者认为，这种运动型的“严打”活动本意是好，但于实践并不可取。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一定时间内能对犯罪分子起到震慑作用，但是对整个执法、审判体系及它们的工作规律的破坏也是显而易见的。在“严打”过程中极易形成只求数量不求质量，为了政治利益而“严打”，捞取政治资本的不正之风，同时这种运动型的“严打”活动也是“刑讯逼供”滋生的温床，人治思想极为严重。所以“严打”既有悖于中央提出的“依法治国”的法治精神，也难以维持整个社会的长治久安。

浙江省天台县 潘哲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