沿河土家族自治县自治条例
贵州省人大常委会
沿河土家族自治县自治条例
（1991年1月29日沿河土家族自治县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 1991年7月24日贵州省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批准 根据2006年2月21日沿河土家族自治县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2006年7月19日贵州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二次会议批准的《关于修改<沿河土家族自治县自治条例>的决定》修正）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的规定，结合沿河土家族自治县（以下简称自治县）民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特点，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自治县是沿河土家族实行区域自治的地方，自治县区域界线如需变动，须由上级国家机关的有关部门与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协商拟定，按照法定程序报请批准。
第三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是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和自治县人民政府。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设在和平镇。
第四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维护国家的统一，保证宪法和法律在自治县行政区域内的遵守和执行；把国家的整体利益放在首位，完成上级国家机关交给的各项任务。
第五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依照宪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及其他法律规定的权限，行使县级地方国家机关的职权，同时行使自治权。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根据自治县的实际情况，在不违背宪法和法律的原则下，采取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加快自治县经济社会的发展；对上级国家机关的决议、决定、命令和指示，如有不适合自治县实际情况的，自治机关可以报经该上级国家机关批准，变通执行或者停止执行。
第六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保障各民族公民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利，教育公民履行应尽的义务。
自治县行政区域内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自由，都有保持或者改革自己风俗习惯的自由。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维护和发展各民族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禁止民族歧视和破坏民族团结的行为。
第七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保护华侨、归侨、侨眷，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澳门特别行政区居民和台湾同胞及其家属在自治县的合法权益。
第八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依法保障公民婚姻自由的权利，禁止干涉婚姻自由的行为。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依法保护妇女、儿童、老人和残疾人的合法权益，禁止任何虐待和遗弃妇女、儿童、老人和残疾人的行为。
第九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加强对各民族公民进行法律法规和民族政策的宣传教育，提倡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的公德，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
第十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加强对各族人民进行国防教育，做好征兵、拥军优属、安置、民兵、预备役等工作，支持驻县部队建设。
第十一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保障各民族公民有信仰宗教和不信仰宗教的自由。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利用宗教破坏社会秩序，损害公民身体健康，妨碍国家教育制度。
宗教团体和宗教事务不受外国势力的支配。
第十二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带领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围绕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主题,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坚持改革开放，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推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与和谐社会建设全面发展，把自治县建设成为经济发展、政治民主、民族团结、社会稳定的民族自治地方。
第二章 自治机关 人民法院 人民检察院
第十三条 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是自治县的地方国家权力机关。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是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的常设机构，对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负责并报告工作。
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由自治县各民族选民依法选举产生。各民族代表的名额及比例，根据法律和有关规定的原则确定。
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组成人员中,土家族人员所占的比例应当高于其人口比例，并且有土家族公民担任主任或者副主任。
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根据工作需要设立工作委员会和办事机构。
第十四条 自治县人民政府是自治县的地方国家行政机关，是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的执行机关，对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和上级国家行政机关负责并报告工作。
自治县县长由土家族公民担任。自治县人民政府的其他组成人员中,土家族人员所占比例应当高于其人口比例，其他民族的人员也应当有适当的名额。
自治县人民政府实行县长负责制。
第十五条 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依照自治县民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特点，制定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
第十六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根据工作需要，合理设置工作部门，在上级国家机关核定的编制总额内，合理确定各部门的编制员额，报经上级国家机关批准执行。
第十七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采取有效措施从土家族及其他民族中培养和使用干部，并重视培养使用妇女干部。在公开选拔、竞争上岗配备领导干部时，可以划出相应的名额和岗位，定向选拔土家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干部。
自治县录用、聘用国家工作人员时，对土家族和其他少数民族人员给予照顾。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鼓励自学成才。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对为自治县经济社会发展作出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给予表彰和奖励。
第十八条 自治县人民法院是自治县的地方国家审判机关，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对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负责并报告工作。自治县人民法院的审判工作，受上级人民法院的监督。
自治县人民法院要有土家族公民担任院长或者副院长；其他工作人员中，要配备一定数量的土家族公民。
第十九条 自治县人民检察院是自治县的地方国家法律监督机关，依法独立行使检察权，对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负责并报告工作。自治县人民检察院受上级人民检察院的领导。
自治县人民检察院要有土家族公民担任检察长或者副检察长；其他工作人员中，要配备一定数量的土家族公民。
第二十条 自治县人民法院和自治县人民检察院应当使用当地通用的语言文字审理、检察案件，制作法律文书，保障各民族公民都有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进行诉讼的权利；对于不通晓当地通用语言文字的诉讼参与人，应当为他们提供翻译。
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可以作为自治县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的依据。
第二十一条 自治县的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必须忠于职守、廉洁奉公、秉公办事，努力为各民族人民服务。
第三章 经济建设
第二十二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在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指导下，根据自治县的特点和需要，制定经济建设的方针、政策和规划，自主地安排和管理自治县的经济建设事业。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鼓励社会资本参与自治县的基础设施、公用事业以及其他领域的建设和国有、集体企业改制。
自治县立足本地资源优势，调整经济结构，加快发展农业、林业、畜牧、旅游、水电、矿产、农产品加工等特色产业。
第二十三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管理和保护自治县行政区域内的土地、矿藏、水流、森林、草山草坡等自然资源，并根据法律规定和国家的统一规划，对可以由自治县开发的自然资源，优先合理开发利用，并享受国家在民族自治地方优先安排资源开发项目的照顾。
自治县对矿产资源实行有偿使用制度，征收的矿产资源补偿费专项用于矿产资源的保护和开发，并享受上级国家机关的照顾。
第二十四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依法加强对土地的保护和管理，合理开发利用土地资源。实行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土地用途管制制度、土地有偿使用制度。
自治县征收的新增建设用地的土地有偿使用费，专项用于土地开发整理项目，并享受上级国家机关的照顾。
第二十五条 自治县按照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要求，统一规划，循序渐进，节约土地，集约发展，合理布局，扎实稳步推进新阶段扶贫开发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稳定和完善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依法保障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的各项权利。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可以根据自愿、有偿的原则依法流转。
自治县加强农业基础地位，加大投入，发展粮食生产，面向市场，依靠科学技术，优化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推广农业适用技术，发展特色农业、生态农业、农产品加工业，推进农业产业化进程。
第二十六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依法确定山林的所有权和使用权。农村居民在房前屋后、自留地、自留山种植的林木，归个人所有。
第二十七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依法保护、管理和合理开发利用森林资源，执行国家采伐限额制度，实行封山育林、植树造林、退耕还林、天然林保护、森林防火和病虫害防治，严禁乱砍滥伐、毁林开荒、破坏林草植被等行为。
自治县依法保护野生动植物，禁止非法猎捕、采集和贩卖。
自治县鼓励单位和个人承包宜林荒山、河滩植树造林。
第二十八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加强对草山、草场资源的保护和管理，加强畜牧业基础设施建设，发展以山羊、黄牛为重点的生态畜牧业。建立和完善良种繁育、疫病防治、饲料及畜牧产品加工、贮运、销售等服务体系。
第二十九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依法保护和管理水资源，合理开发，综合利用，充分发挥水资源的综合效益，实现水资源的永续利用。
自治县实行取水许可制度和水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征收的水资源费，专项用于水资源的保护、管理和开发利用。
自治县加强水利基础设施建设，防治水土流失、洪涝和干旱等自然灾害。
自治县加强对本行政区域内乌江流域及中、小型水库的管理，合理利用水面资源，发展渔业规模化生产及特色水产养殖。
第三十条 自治县优先发展能源工业,鼓励各类经济组织及个人开发水能资源，兴办水利、水电事业，并依法保护其合法权益。
第三十一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自主地管理所属企业、事业。未征得自治机关的同意，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改变其隶属关系。
上级国家机关在自治县行政区域内的企业、事业单位，应当尊重自治机关的自治权,遵守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并接受自治机关的监督。
第三十二条 自治县发展具有民族传统的轻工业和手工业，民族特需商品生产企业享受投资、金融、税收等方面的优惠政策。
第三十三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制定优惠政策，改善投资环境，引进资金、技术、设备和先进管理方法，吸引县外单位和个人到自治县投资兴业,发展县域经济。
第三十四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加强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加强乡村公路、乌江航道的建设和管理，发展交通运输业。严禁损毁公路、乌江航道及其设施的行为。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加强航运管理，利用乌江优势，发展水上交通，逐步提高水上运输能力。
自治县鼓励、支持单位和个人兴办交通运输业，并保护其合法权益。
第三十五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依法管理自治县行政区域内的旅游资源，实行统一规划、严格保护、合理开发，依托麻阳河景区、乌江山峡、革命遗址及民族文化遗产等旅游资源，发展旅游业。
第三十六条 自治县扩大对外开放，扶持出口商品生产，开展对外经济技术合作，发展对外贸易。
第三十七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在上级国家机关的支持和帮助下，加大扶贫开发力度，采取措施，多渠道筹集资金，动员和组织社会力量参与自治县的扶贫开发工作，逐步改善贫困群众的基本生产生活条件。
第三十八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在国家宏观政策的指导下，根据自治县的财力、物力和其他具体条件，自主安排基本建设项目。
自治县享受上级国家机关安排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减少或者免除配套资金的照顾。
第三十九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加强城乡规划、建设和管理，建设布局合理、设施配套、功能齐全、特点突出的集镇，加快城镇化建设，实现城乡协调发展。
第四十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加强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保护乌江沿岸生态环境，实现人口、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
任何单位和个人在自治县行政区域内开发资源或者进行建设时，必须采取有效措施，保护和改善当地的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
自治县征收的排污费，专项用于环境保护。
自治县实施国家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使财政收入和群众生产生活受到影响时，报请上级国家机关给予相应补助。
第四十一条 自治县加强市场建设和管理，规范市场秩序，禁止制售假冒伪劣商品、价格违法和其他扰乱市场秩序的行为。
第四章 财政管理
第四十二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加强财源建设，加强财政监督管理，建立和完善公共财政体系，发挥财政资金使用效益。
自治县享受上级财政支持自治县财政保证国家机关正常运转、财政供养人员工资按时足额发放、基础教育正常经费支出的照顾。
自治县享受上级财政通过一般性财政转移支付、专项财政转移支付、民族优惠政策财政转移支付以及其他方式的照顾。
自治县在执行财政预算过程中，因严重自然灾害或者上级国家机关政策性调整及其他原因，造成财政收入减少时，报请上级财政给予补助。
第四十三条 自治县的财政预算支出，按照国家规定设立机动资金，预备费在预算中所占的比例高于非民族自治地方。
自治县财政设立并安排少数民族发展资金和民族工作经费。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对上级国家机关下拨的各项专用资金、民族机动金和临时性的民族补助专用资金，坚持专款专用，任何部门不得扣减、截留、挪用，不得用以顶替正常的预算收入。
第四十四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加强对财政资金的管理和监督。
自治县财政预算的调整，由自治县人民政府报经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审查批准。
第四十五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对自治县各项开支标准、定员、定额，根据国家规定的原则，结合自治县的实际情况，制定补充规定和具体办法，报经批准后执行。
第四十六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对需要从税收上加以照顾和鼓励的项目，报经批准后，可以实行减税或者免税。
自治县行政区域内的应税单位和个人，应当向自治县税务机关依法申报纳税。
第四十七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根据上级国家机关的规定，逐步完善县、乡（镇）财政管理体制。
第四十八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支持金融机构筹集、融通和合理使用资金，巩固和完善农村信用合作社，为自治县的经济建设服务。
自治县行政区域内的金融机构对自治县经济社会发展的合理信贷资金需求，应当依法予以支持。
第四十九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加强财经管理，严格财经纪律，支持审计机关依法行使审计监督的职权。
第五章 社会事业
第五十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贯彻执行国家的教育方针，根据法律法规的规定，自主地决定自治县的教育规划和各类学校的设置、办学形式。普及九年义务教育，扫除青壮年文盲，发展高中教育、职业技术教育、成人教育、学前教育和特殊教育。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依法保障教育经费的投入，加强教育基础设施建设，不断改善办学条件，鼓励和支持社会力量兴办教育事业。
第五十一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重视发展民族教育，办好民族中、小学，设立寄宿制和半寄宿制学校。保障就读学生完成义务教育阶段的学业。
第五十二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加强师资队伍建设，提高教师素质，逐步改善教师的工作和生活条件，维护教师的合法权益。对成绩显著的教师给予表彰和奖励。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维护各级各类学校正常的教学秩序，依法保护其场地和财产，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占、破坏。
第五十三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发展科学技术事业，逐年增加对科学技术事业的投入；加强科学技术基础设施建设，健全科学技术服务体系和科学普及体系，开展科学技术研究，促进科学技术成果转化和推广应用。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加强科技队伍建设，充分发挥科技人员的作用，对在科研和推广先进科学技术中成绩显著的单位和个人给予奖励。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鼓励自主创新，保护知识产权。
第五十四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加强文化基础设施建设和文化市场管理,加强对民族民间文化资源的挖掘、整理、保护和继承，收集、整理、研究、出版民族书籍，培养民族文艺人才，发展具有民族特色的文学、艺术、新闻、出版、广播电视等民族文化事业，鼓励优秀的民族民间文化进校园。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采取有效措施，加强对黔东特区革命委员会遗址、黔东苏维埃工农兵第一次代表大会会址、红军渡遗址、金角洛夫陵墓等革命历史文物、名胜古迹及其他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管理。
第五十五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发展医疗卫生事业，加强医疗卫生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建设，建立并完善农村卫生服务体系、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和医疗救助制度，加强地方病、传染病、职业病、多发病的预防和控制，加强妇幼保健工作，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和健康教育。
自治县保护和发展民族传统医药,加强民族中医药的研究开发和推广应用，发展民族医药产业。
自治县依法加强对医药卫生、食品卫生、药品和医疗器械的监督和管理。
第五十六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加强劳动力市场的建设和管理，逐步完善就业服务体系，促进多种形式就业。
自治县重视安全生产，建立健全安全生产责任制，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自治县加快建设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体系，发展社会保障事业。
第五十七条 自治县实行计划生育，提倡优生优育和晚婚晚育，控制人口增长，提高人口素质。加强对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的管理和服务。
第五十八条 自治县发展体育事业，加强体育基础设施建设，发掘、整理民族民间传统体育项目，培养少数民族体育人才，开展全民健身运动和民族传统体育运动，增强各族人民体质。
第五十九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加强与毗邻地区的团结协作和教育、科学技术、文化艺术、卫生、体育等方面的交流。
第六章 民族关系
第六十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保障各民族都享有平等的权利，提倡各民族互相尊重、互相学习、互相合作、互相帮助，充分调动各族人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共同建设自治县。
第六十一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照顾散居少数民族的特点和需要，积极帮助他们解决生产、生活中的实际困难。
第六十二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在处理涉及各民族的特殊问题时，应当同他们的代表充分协商，尊重他们的意见，按照法律和政策妥善解决。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尊重各民族的传统节日，支持各民族人民开展有利于民族团结和身心健康的各种活动。
第七章 附 则
第六十三条 每年11月23日为自治县成立日。10月18日为纪念日,举行纪念庆祝活动,全县放假１天。
第六十四条 本条例自1991年1月1日起施行。
交通肇事不应成为侵害伤者生命的“许可证”
安徽深蓝律师事务所 方向律师
[摘要]：交通肇事车辆驾驶人负有抢救伤者的法定义务，车辆驾驶人不积极履行救助义务延误抢救时机而致伤者死亡的，该不作为行为独立于其先行肇事行为，无论其是否对交通肇事行为负有责任，均成立不作为犯罪，应单独予以刑法评价。
[关键词]：交通肇事，法定作为义务，不作为犯罪
Abstract: A driver who put another person’s life at peril as a result of a traffic accident has the duty imposed by the law of rendering timely assistance to prevent the injured from dying. Breach of that duty by non-performance or undue performance resulting in the deprivation of the victim’s life commits a negative crime independent from his or her former act causing the traffic accident, subject to penalty of that crime, regardless of whether he or she was responsible for that traffic accident.
Key words: traffic accident, legal duty to act, negative crime.
车祸猛于虎，每年死于交通事故的不计其数。前些年，在司法实践中，几近50%的司机在发生交通事故后，为了逃避罪责而逃逸，使受害人得不到及时抢救而死亡，刑法因此增加了“因逃逸致人死亡”而加重其刑的规定。但是，要促使交通肇事车辆驾驶人及时有效地救助伤者，发挥刑法保护功能，仅仅处罚其“逃逸”行为远远不够，因为真正侵害法益的是其不救助行为，而非其逃逸行为。车辆驾驶人如果没有逃逸也不进行抢救致使伤者丧失抢救机会而死亡的，其应否对受害人的死亡承担刑事责任？车辆驾驶人先前没有违章行为，难道只能对其加以道德谴责而以强调刑法的谦抑性为由不能予以刑法非难？准确把握交通肇事后车辆驾驶人的救助义务、不作为行为的法律性质及其严重危害后果是正确解决问题的关键。
一、侵害的法益
刑法的目的是保护法益，犯罪的本质是对法益的侵害，①刑法首先关注的是其所保护的法益是否受到侵害。交通肇事致使受害人受伤但未造成其当场死亡的，单就受害人的人身权益而言，当时侵害的是伤者的健康，虽然危及伤者的生命，但在其死亡前，不能认定该行为侵害了受害人的生命。当伤者未得到有效抢救而死亡时，其生命实际被剥夺。可见，这一过程受到侵害的先后是受害人的健康、生命两种法益。
二、加害的行为
“无行为则无犯罪亦无刑罚”，危害行为是定罪科刑的客观基础。表面上看，交通肇事车辆驾驶人只实施了一行为，并无对受害者的其他加害行为。但是，刑法上的行为是指基于行为人的意思决定的身体的动静而引起外界的变化，包括作为和不作为两种形式。“刑法上的作为，是指不当为而为，即行为人在意志支配下，违反禁止性规范而积极实施法律禁止不得为的行为。”“刑法上的不作为，是指当为而不为，即行为人在意志支配下，违反命令规范，消极地不为法律所要求或期待的行为。”②不作为必须以特定行为的法定义务为前提，义务的来源主要有法律规定、职务业务行为、先行行为等。先行行为产生的作为义务源于法律的禁止性规范。如果行为人因自己的行为给法律保护的法益造成了一定的危险，他就产生了采取积极措施防止危险结果发生的义务，即有责任保证这一危险不会转变为损害法益的现实。行为人交通肇事致受害者伤害而使其处于生命危险，因而有抢救伤者以防止其死亡的义务。《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条第一款明确规定：“在道路上发生交通事故，车辆驾驶人应当立即停车，保护现场；造成人身伤亡的，车辆驾驶人应当立即抢救受伤人员，并迅速报告执勤的交通警察或者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因抢救受伤人员变动现场的，应当标明位置。乘车人、过往车辆驾驶人、过往行人应当予以协助。”可见，肇事车辆驾驶人除实施了违反法律禁止规定而加害他人健康的积极作为行为外，还实施了违反法律的命令而未对伤者进行抢救的不作为行为。
三、死亡的原因力
因果关系是指加害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的引起与被引起的关系。从自然主义存在论的角度看，肇事行为是受害人死亡的起因，与其死亡存在因果关系；而行为人的不抢救的不作为行为与死亡没有因果，行为人的法定作为义务不能创设死亡的原因力。但是，必须将不作为转归到刑法的价值判断上来把握。不作为是不实施法律所期待的一定行为，这种期待的行为可以防止结果的发生，如果行为人实施了一定的行为，就不会产生危害结果。因此，从不防止结果的发生的角度上看，不抢救的不作为与受害人的死亡之间成立刑法上的因果关系。③从因果关系中断的相关理论来看，由于行为人的肇事行为即死亡的起因与受害人死亡之间存在着行为人的不抢救的不作为这一违法行为，肇事行为只是可能造成受害人的死亡，受害人如得到及时抢救可以死里逃生，则由于行为人的这种不作为的违法行为的介入，使肇事行为与死亡因果关系中断，而使不抢救的不作为与受害人的死亡成立法律上的因果关系。④
当然，如果肇事行为使受害人的死亡不可避免，由于肇事行为对受害人的死亡起决定性作用，按传统的必然因果关系说，只成立肇事行为与死亡之间的因果关系，行为人的不作为与受害人的死亡没有因果关系。从防止危害结果发生的角度看，不作为必须具有实施特定作为的能力和条件，即具有作为的可能性，而由于受害人的伤势致命，行为人客观上不能挽回受害人的生命，因而不作为与死亡没有因果关系。尽管不能就受害人的死亡追究行为人的不作为的刑事责任，但这并不是说行为人的行为不当罚。行为人有能力抢救而故意不救助，破坏了国家法的秩序，反映了行为人的主观恶性和行为本身的反伦理性，若按行为无价值理论进行评价，也应当予以刑罚处罚。该处罚体现了刑法对行为人的不作为的否定与谴责，促使人们积极履行法定义务，防止危害结果的加重，从而保护受害人的生命。
四、行为人的罪过形态
交通肇事罪是过失犯罪，行为人对其肇事所造成的损害主观上只能是过失，故意的不以该罪论处。行为人肇事后对其不抢救的不作为及其危害结果所持的心理态度则比较复杂。行为人既可能是疏忽大意的过失，如错误地认为受害人已经死亡或不可能救活而不施救或放弃救助；也可能性是过于自信的过失，如认为受害人伤势不重不救助也不会死亡；也可能是间接故意，如认识到不及时救助受害人可能死亡，却听之任之，放任受害人的死亡的发生；也可能是直接故意，如认识到不及时救助受害人必然会死亡，但由于死亡赔偿金往往少于对严重伤残的赔偿金，出于承担较少赔偿责任等动机，希望受害人死亡。由此可见，行为人对不救助致人死亡的罪过心态未必是其交通肇事的过失心态，不能用交通肇事的过失来认识行为人不作为的罪过形态。
从上述分析可知，交通肇事致人伤害后，车辆驾驶人不救助的不作为行为独立于其先行肇事行为，因此致人死亡的，应予以单独刑法评价。有论者认为，“行为人没有履行作为义务而导致的结果是行为人实施的犯罪构成要件范围中的结果，不能再将此犯罪结果纳入另一犯罪构成要件中进行评价，否则就违反了刑法禁止重复评价的原理，有背于刑法的公正价值。”⑤事实上，法律明确规定了车辆驾驶人在交通肇事后必须对伤者进行救助的义务，使先行行为所引起的救助义务无可争辩地成为法定作为义务，不作为因而成为刑法责难的对象。从行为方式上看，不抢救是违反了命令规范的消极不作为，其可责性在于不实施法律所期待的救助伤者的义务；交通肇事是违反了禁止规范的积极作为，其可责性在于违反了交通管理法规侵害了他人生命、健康、财产。从危害结果上来看，尽管受害人的死亡的起因是肇事行为，但行为人负有防止死亡结果发生的法定义务，因此，其延误抢救时机致人死亡的，死亡是该不作为的危害结果。从侵害的客体上看，不救助侵害的是特定人（交通事故的受伤者）的生命权；而交通肇事行为侵害的是不特定多数人或财产的公共安全。从罪过形态上看，车辆驾驶人不救助，既可能是过失，也可能是故意，未必是其肇事行为的过失心态。因此，不能用交通肇事罪对车辆驾驶人不救助伤者致死的行为概而论之。
具体而言，如果行为人肇事行为造成伤者的死亡不可避免、无救治可能的，则将死亡作为肇事作为的结果进行刑法评价，构成交通肇事的，行为人的不救助的不作为行为作为量刑情节考虑，不作为行为不单独成立犯罪。如果伤者有救活的可能，行为人有能力和条件救助而不进行适当救助的，将受害人的伤害作为肇事行为的结果进行评价；因为受害人的死亡是行为人的不作为的结果，因此应结合行为人的主观罪过形态进行评价，即故意的成立故意杀人罪；过失的成立过失致人死亡罪。如果先前肇事行为构成交通肇事罪的，则数罪并罚。
根据肇事行为致伤程度（死亡是否不可避免），确定死亡的刑法上的原因力（是肇事行为还是不抢救的不作为行为），区分行为人的不作为的主观罪过形态，准确定罪科刑，才能罚当其罪。无视交通肇事后车辆驾驶人的救助作为义务，将死亡一概视为交通肇事的结果，行为人的刑事责任则完全取决于交通肇事责任认定，从而使对交通肇事不负或负有次要责任的行为人取得漠视伤者生命的许可证，不救助致人死亡也无需承担刑事责任。即使交通事故完全由行为人承担责任，也不过是过失责任，往往不能评价出行为人的主观恶性。这样显然不利于发挥刑法的保护功能，也根本做不到罪刑相当。这种制度性的缺陷对于交通事故的伤者往往是“致命”的！只有对车辆驾驶人肇事后的不作为的行为及其严重的危害结果予以单独评价，无论行为人先前行为是否违章，均以犯罪论处，才能有效地遏制不救助伤者的危害行为，督促法定作为义务人关爱同类，珍视生命，从而保护生命这一重大法益。
① 张明楷著：《法益初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41页。
② 何秉松主编：《刑法教科书》，中国法制出版社1997年版，第291页。
③ 参见[日]日高义博著：《不作为犯罪的理论》，王树平译，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5页。
④ 参见陈兴良著：《刑法哲学》修订二版，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03页。
⑤ 李晓龙、李立众：《试论交通肇事的“因逃逸致人死亡”》，载《法学》1999年第8期，第3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