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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足迹检验技术的回顾与展望》

关键词：足迹 回顾

足迹，是在犯罪现场上遗留率最高的一类痕迹。世界上许多国家的警察机关对犯罪现场遗留足迹的研究和利用都很重视。我国公安机关对足进的研究己经达到了什么水平?这是本文所要介绍的中心内容，
一、我国足迹检验技术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
我国记录和利用犯罪遗留足迹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但长期以来处在简单的、种类识别的范畴，对我们现在的足迹检验技术并无很大影响。我国足迹检验技术的发展与成熟，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建国以来，我国足迹检验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
1、初创阶段。五十年代，我们吸收了原苏联《犯罪对策学》中足迹检验的理论与方法，创建了我国公安机关自己的足迹检验工作。这个阶段的主要特点，是以足迹中的形象特征检验为主体。所谓"形象特征"主要指鞋底表面的大小、花纹、磨损及修补的细小形态等;也括赤足底的脚纹(但现场较少见)。这时的足迹检验主要认定的对象是犯罪人到现场时所穿的鞋，而不能直接认定人。到五十年代后期，我国痕捡工作者从实战需要出发，总结办案中的实践经验，研究了人的赤足印不同区域的形态特点，把趾、掌、弓、踵各部位形状、大小、排列特征作了详尽的归纳，提出了脚纹之外的其他赤足印特征可以认定人身的理论与方法，实践应用很好，并沿续至今。可以说，在初创阶段后期，我们已有了自己的发展。
足迹的形象特征检验，是我国足进检验技术发展的基础，现仍是我国足迹检验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在我国几十年的刑侦实践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2、创新阶段。从一九五九年开始，公安部和内蒙公安厅发现和总结了以马玉林同志为代表的民间“码踪”经验，通过认其考察与研究，推广和普及了“步法追踪”技术。“步法”是人行走运动的习惯性规律。它所研究的步幅、步态，都反映了行走过程中脚对地面作用力的特点。这就抛开了鞋底形象特征，抓住了每个人长期形成的落脚、碾压至起脚各阶段的运动力特征，因而达到了认定或否定行走人的目的。至六十年代，发展成我国独特的"步法检验"技术，开始形成有中国特色的足迹检验理论与方法。
所谓我国自己的特色，体现在:①摆脱了传统的"形象痕迹"检验的框子，深入到痕迹形成三要素的作用力的个人特性上。②这项技术是我国自己独创。是马玉林同志和广大痕检工作者对我国足迹检验技术、乃至痕迹学理论与实践的重大贡献，也是我国足迹检验技术发展的重大转折。步法检验技术在六、七十年代迅速在全国普及推广，并在实践中得到进一步发展和完善，即从对连续足迹的检验发展到对单个足迹的检验与分析;从农村发展到城市。
3、全面发展与提高阶段。进入八十年代以来，刑事侦查技术呈现了迅速发展与繁荣的局面。我国足迹检验专家、学者不满足于经验型、手工操作式的足迹检验手段，开始运用人体运动力学、高等数学与计算机技术，研究和解释人体行走与足迹形成的机理，以及影响足迹变化的相关因素，将步法与形象检验相结合，不仅进一步丰富了我国足迹检验理论，也创造了许多新的检验方法和手段。
在此期间，各地研制了一些足迹提取与检验设备、器材。如静电吸附，解决了现场粉尘足迹提取的一大难题，使足迹的提取率和利用率明显提高。各地在办案中因地制宜，综合运用各种检验手段，使过去失去检验条件的现场足迹，重新发挥了证据作用。同时，办案与科研相结合，百花齐放、繁荣科学，基本上形成了我国独特的、以人身识别为目的的足迹检验理论与方法，并在这个领域达到了国际领先水平·
二、我国足迹检验技术的现状及特点
目前，我国足迹检验既有传统的方法，也有许多新的方法和手段。
所谓传统的方法，即从五十年代沿续并不断完善的形象特征检验。加根据现场遗留鞋印判断鞋子的大小、种类，然后同侦查部门提供的嫌疑鞋印比较，进行鞋子的认定或否定。再有根据现场遗留赤足印与嫌疑人赤足印样本比较，可以直接认定作案人。
足迹检验新方法的研究，主要针对犯罪人在作案后将鞋毁弃的情况下，如何利用现场遗留足迹认定犯罪人。专家们努力从步法和反映用力特征的“鞋底常态磨损”上进行了新的探索。
1、足迹定量化检验的探索。最初的尝试是在河南周口地区。从七十年代后期，经过大量的步法统计，运用统计学的理论与方法，求出同一人步法特征变化的阈值，进行不同人的区分。先后设计了“步幅特征级差检验法”、"步幅三角形级差检验法"、“步态特征级差检验法”、"T2检验法"、“隶属度检验法”等。以最简单的"步幅三角形级差检验法"为例，正常行走的足迹中，相邻前后两个普通步为一组(共三枚足迹)，分别画出各足迹中心线并延长，再连结相邻两足迹后边缘与中心线的交点，构成了左右两个步幅三角形。分别测两个三角形底、高及后角，共6项数值，各项数值与嫌疑人比较，如均不超过规定的级差(后角5度，底8公分，高3.5公分)，则判为相同;若一项超过级差，则判为否定。“T2检验法”和，“隶属度检验法”运用了模糊数学理论，计算难度较大，应由侦查人员测量所需数值(井拍成照片)后，提交专业人员上计算机解决。
除了对步幅特征的定量检验外，对步态特征的定量检验研究也有较大进展。在立体足迹中，足底压力不同，表现为石膏模型上的高度差别。在检验时，先测量足迹长、前掌宽及起、落脚角度等4项数值，然后按设定坐标的方法，用河南周口地区研制的“足迹高程测量仪”，测出前掌与趾区的23个点的高程，分别计算出"前掌全坡陡度变差平方和"、"前掌半坡陡度变差平方和"、"拇趾陡度变差平方和"，连同开始测量的4项数值共七项指标，若均不大于规定的阈值则判为接受。此外，还有，“立体足迹立多倍投影测图仪”、"足迹三维数据测量仪"。等，都可以在实践中熟悉掌握和应用。
公安部第二研究所还曾试验了立体赤足印的"光栅检验法"。在质地均匀、透明度，而且两平面精确平行的有机玻璃上，每隔1毫米刻蚀出宽1毫米的黑色不透明刻线，制成"光栅"。把光栅贴在立体赤足印模型上，以平行光从45o角方向射向光栅，就会在上面观察到足迹表面呈现明暗相间的等高线图形。将图形摄入计算机处理，自动测出相关各个切点与重压点，以极坐标方式计算出相关的19个数据，供比较检验。
足迹定量化检验，是足迹检验工作从经验型判别转向科学化判别的重要探索。科学化判别要依赖于数学理论和仪器检验。各地研究的方法，从内容看含有两个部分:一是步法特征的定量化检验;二是足迹中压力分布的定量化检验。从研究动向看也可归纳成两种:一是实用方法研究，如上述的各种定量检验方法，始终以现场足迹和进行比较检验为目标;二是侧重于足迹检验基础理论的研究，如内蒙公安厅和公安大学等单位，通过测力平台和计算机假彩色编码技术，研究足底在行走中压力分布的个人特定性、稳定性及变化规律。这将为足迹人身识别的理论奠定坚实的基础。有了统一、明确的理论，各种各样的检验方法就会完善、统一和全面推广。
足迹检验的仪器化、定量化是发展的必由之路。但目前也存在一些客观的矛盾有待研究解决:其一是绝大多数基层痕检技术人员尚不具备相应的高等数学基础，因而难以更广泛推广使用。其二是现场足迹变化大，影响其形态改变的因素多，现在应用的数理统计方法尚不能完全解决这个难题，所以目前大量地应用于排嫌，而认定结论必须结合其他证据。其三是数理方法尚离不开前期数据的人工测量，这就预伏了不精确的因素，会影响鉴定的准确性。
2、鞋底常态度损特征的检验。所谓"鞋底常态磨损特征"，指人在穿鞋正常行走和运动的过程中，由于较长时间有规律的反复磨耗，而在鞋底形成的磨损形态。它同人的脚型及起落脚规律相对应。脚型和步法是人体稳定而又具个人特征的。所以，同一个人穿用的几双鞋子，其鞋底常态磨损特征应当是相同的。这成为我们解决犯罪人毁弃物证而无法检验的难题打开了一条新路。我国痕检专家、学者从一九八一年开始着手研究这一课题，一九八二年通过模拟实验研究，证实了这一技术理论的可行性。此后，公安部二所在几个地区进行了大量的应用研究，并把磨损检验同足迹中的压力及起落脚检验结合，总结了一套实用的检验方法。一九八六年开始办班推广，一九八七年发表了《利用鞋底磨损特征进行不同种类鞋子检验鉴定》的成果。
常态磨损特征的检验，要在足迹与送检鞋子磨损程度相近的情况下，对趾、拓、弓、踵各区磨损形态及若干特征间的匹配组合关系，进行综合的比较与评断(详见《刑事技术》1982年第6期和公安部二所教材)。它的优点是:①它是鞋底在足与地面作用力下反复磨耗形成的"积累特征"，是作用力特征的形象化，因而易于观察，提高了可见性和可信度。②它既可用于立体足迹检验，也适用于平面足迹检验。
但它也存在一些缺陷:(1)鞋底的磨损毕竟是行走力隔着鞋底作用的结果，不像赤足那样反映细节明显清晰，而是具有一定的模糊性。在脚型相近、步法相近的两个人间，磨损形态也近似，结论要慎重。（2）在受检的两双鞋磨损差别较大时(主要因穿用时间差距大)，单靠磨损特征检验不行，实践中要结合步法特征的压力检验。(3)同一人的平跟鞋与高跟鞋、软底鞋与硬底鞋的磨损会发生一定的差异，检验中要注意。
3。足迹的动力形态检验。这是河北省雄县公安局在原步法检验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检验方法。它主要抓住行走时支撑阶段的七个支撑部位，依先后顺序为:落脚、后跟、脚弓、前掌、趾掌间、趾(主要拇趾)、起脚。先划出七个部位"动力面"(即压力重的部位)的范围。然后以足迹中心线为纵轴（Y），在纵轴前1/3处作纵轴的垂线为横轴(X);然后按平面坐标方法比较七个区动力面的位置、形状、面积及” 动力方向”。所谓”动力方向"，是在每个动力面上找出前后两个最凸点，连结此两点为动力方向。最后再将各动力方向依次连结成曲折的"动力轨迹线"，表示在行走阶段，脚掌力的转移特点，仍可同嫌疑人进行比较。
这种检验方法引入了动力方向和轨迹线的概念，把力的三要素做为整体进行综合分析，因此是有突破的。但动力面的精确划定必需依靠成熟的经验，定量区分的界限难以掌握，同时对送检条件要求较苛刻，因此尚待改进和完善。目前适用于立体足迹。
以上介绍的几种检验技术，都是近十几年来根据实践斗争需要摸索和发展起来的。它们各自都有自已的长处，井对原来的手段有所突破，但也都不是全能的，无论在理论还是实践上都正待进一步提高。
三、足迹检验技术今后的发展方向
我国对足迹检验技术的研究，目前处于空前繁荣的局面。为了使本学科尽快实现理论与实践统一下的规范化、科学化，今后重点研究发展的方向应当是:
1、下大力量加强本学科应用理论的研究。目前，本学科借用相关的基础理论较多，但距彻底解释足迹检验中的实际问题尚差较远。目前的理论研究，应当借助于相关学科成熟的理论和手段，通过大量测试与统计，论证人体行走脚底压力分布的特定性与稳定性，提出产生变异的客观原因及一般规律。这样才真正建立起足迹检验完整、科学的理论基础。
2、足迹认定人身的检验技术，应当在特征的确认上向仪器化、定量化及规范化发展，尽量排除对个人经验的依赖。这项研究的难度是较大的，需要警内外科技人员的协作，目前已取得了较大进展。
3、提倡和推广足迹综合应用经验。足迹中蕴藏的有益信息很多，从人体气味，到形象
特征、步法特征、磨损特征、动力形态特征以及微量遗留物质；进行多途径、多学科和多手段的相互配合，充分扩展足迹在侦查工作中的作用。要实现综合利用的目标，应当设计从现场到鉴定的一整套完善的足迹检验标准化工作程序，作为规范实施。同时要相应地研究或改进一些足迹特征的提取与保存方法，以适应多种检验手段的相互协调配合。

（兰绍江）
(本文原载于天津《警察学研究》１９９４年第２期　作者:天津公安学校校长)


【摘要】本文从涉外合同的界定以及法律适用方法入手，阐析了我国涉外合同法律适用的三大原则，即意思自治原则、最密切联系原则、以及国际条约优先适用和国际惯例补缺适用原则。尽管《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在总则中强调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最大限度地承认了私人对私法行为的自主性，但另一方面又在措辞上突出“依照法律规定”的限制性条件，并将没有法律依据的选法行为界定为无效，这实际上动摇了意思自治作为涉外合同法律适用的基本原则的地位，也与私法中“法无禁止即自由”原则相违背，有待于日后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以及后续的法律修正中得到解决和完善。
【关键词】涉外合同，法律适用原则，意思自治原则，发展趋势

关于涉外合同的法律适用原则之探讨，一直是我国国际私法领域学术研究的重点与关注点。2010年10月28日第11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7次会议通过的《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以下简称《法律适用法》），在广泛吸收当代国际私法先进理论、成功借鉴当今世界各国立法经验并充分总结我国30年多来的立法和司法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分别就民事主体、婚姻家庭、继承、物权、债权和知识产权等涉外民事关系的法律适用作出了详细、具体的规定，构建起我国较为系统、全面的国际私法立法体系，堪称我国国际私法立法的里程碑。在“第六章 债权”中，该法对我国涉外合同的法律适用问题作出了明确规定，与我国当前正在实施中的《民法通则》、《合同法》、《海商法》、《民用航空法》等相关法律，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法发[1988]6号，以下简称《民通意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外民事或商事合同纠纷案件法律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已废止。法释[2007]14号，以下简称《法律适用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法释[2012]24号，以下简称《法律适用法解释一》）等指导我国涉外合同法律适用司法实践的司法解释的基本精神一脉相承，补充和完善了涉外合同法律适用的相关规定，并进行了细化，且较好地处理了涉外合同法律适用的确定性与灵活性。从前述立法和司法解释的内容来看，尽管各法在具体规定上存有差异,但其基本精神均体现了意思自治原则、最密切联系原则、以及国际条约优先适用和国际惯例补缺适用原则等我国涉外合同法律适用原则。下面予以具体阐析。

1 涉外合同的界定

涉外合同，顾名思义，是指具有涉外因素的合同。所谓合同，根据《合同法》第2条第1款规定，是指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何谓“涉外因素”，以往的司法实践一般根据《民通意见》第178条的规定从民事法律关系构成的三要素（主体、法律事实和客体）角度予以考查。也就是说，只要其中一个要素涉外，即可以认定为“涉外民事关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法发[1992]22号，以下简称《民诉意见》）对“涉外因素”的构成标准与《民通意见》保持了一致，其中第304条从程序法的角度对如何认定“涉外民事案件”作出了明确规定，亦即只要民事法律关系的其中一个要素涉外，即属“涉外民事案件”。作为我国第一部调整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问题的单行法，2011年4月1日起施行的《法律适用法》对如何界定“涉外因素”没有作出规定，但结合司法实践出现的新情况，在民事法律关系的主体要素方面，不再仅仅强调国籍这一连结点，进一步将经常居所地规定为涉外民事关系的重要连结点。依此，2012年12月28日发布、2013年1月7日起施行的《法律适用法解释一》第1条在《民通意见》、《民诉意见》的基础上对涉外民事关系进行了重新界定，在主体方面增加了当事人一方或双方的经常居所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的规定，并于第(五)项设定了一个兜底式条款，以囊括司法实践中可能存在的其他应当被认定为涉外民事关系的情形。故根据《法律适用法解释一》第1条规定，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我们可以认定为涉外合同：(1)合同当事人一方或双方是外国公民、外国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无国籍人；(2)合同当事人一方或双方的经常居所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3)合同标的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4) 合同的订立、履行、变更、转让或者合同权利义务的终止、违约行为发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5)可以认定为涉外合同的其他情形。

2 涉外合同的法律适用方法

在讨论涉外合同的法律适用原则前，有必要事先对法律适用方法进行简单讨论。从世界各国已有的国际私法理论看，解决涉外合同的法律适用方法大体可以划分为统一论与分割论、主观论与客观论、不分合同种类统一采用一个冲突规则来指引准据法与区分合同不同种类分别选定准据法三组对立的方法。在国际私法实践中，上述方法不是相互孤立而是交错存在的，由于国际私法上合同关系的复杂性，从19世纪下半叶起，世界各国普遍运用综合方法解决涉外合同法律适用问题。在具体解决运用时，多数国家的立法和实践采用分割论，有机结合适用主观论和客观论，并区分合同不同种类分别选定准据法，即将合同划分为消费者合同、劳动合同、买卖合同、居间合同、行纪合同等不同类型分别规定法律适用原则，或者将某类合同涉及的不同方面如合同成立与效力、合同的违约责任、合同权利义务的终止、合同形式、合同当事人的缔约能力等分别规定法律适用原则。我国亦为如此。具体说来：

2.1 涉外合同分割与准据法选定

从涉外合同的分割看，基于社会公共利益和保护弱势当事人利益等方面的考虑，《法律适用法》在“第六章 债权”中，单列了第42条和第43条，对消费者合同、劳动合同的法律适用原则进行了分别规定。其中，第42条规定，“消费者合同，适用消费者经常居所地法律；消费者选择适用商品、服务提供地法律或者经营者在消费者经常居所地没有从事相关经营活动的，适用商品、服务提供地法律。”第43条规定，“劳动合同，适用劳动者工作地法律；难以确定劳动者工作地的，适用用人单位主营业地法律。劳务派遣，可以适用劳务派出地法律。”
从《法律适用法》的条文设置、规范安排来看，我们可知，在涉外合同的法律适用问题上，除消费者合同和劳动合同外，一般合同争议均应依《法律适用法》第41条规定确定法律适用原则，即首先适用意思自治原则，也就是双方协商一致选择的法律，但当事人没有选择或选择法律无效时，合同争议应适用最密切联系原则确定法律。这亦是本文要详细讨论的基础性问题。

2.2 涉外合同争议的外延

关于合同涉及的不同方面即合同争议涉及的外延问题，《法律适用法》没有具文规定。《法律适用规定》虽已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废止1997年7月1日至2011年12月31日期间发布的部分司法解释和司法解释性质文件(第十批)的决定》（法释[2013]7号）废止，且废止理由为“与《法律适用法》相冲突”，但其中对于《法律适用法》未作规定之事宜的相关内容依然有十分重要的参考价值，反映出最高人民法院在法律适用方面的司法实践中带有倾向性的意见。依《法律适用规定》第2条规定，合同争议包括合同的订立、合同的效力、合同的履行、合同的变更和转让、合同的终止以及违约责任等争议。综合《合同法》、《民法通则》、《法律适用法》第12条及其《法律适用规定》等相关司法解释的相关条文规定，笔者认为，《法律适用法》第41条所涉及的合同争议应与《法律适用规定》第2条规定一致，也不包括合同形式问题和合同当事人缔约能力问题。
关于涉外合同当事人缔约能力的法律适用问题，《法律适用法》第12条第1款规定，“自然人的民事行为能力，适用经常居所地法律。”第2款进一步规定，“自然人从事民事活动，依照经常居所地法律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依照行为地法律为有民事行为能力的，适用行为地法律，但涉及婚姻家庭、继承的除外。”
关于涉外合同形式的法律适用问题，包括《法律适用法》在内的我国相关法律均未作明文规定。我国《合同法》第10条第1款规定，“当事人订立合同，有书面形式、口头形式和其他形式。”该款关于合同形式多样化的规定是符合当前国际社会的立法方向的。也正是基于此，国际社会普遍主张涉外合同形式问题适用或者选择适用合同履行地法或者合同签订地法。对于此问题，我国法律虽未作规定，但在司法实践中通常都认为应适用尽量认可形式有效原则，也以合同签订地法或合同履行地法为适用规则。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法释[2009]5号，以下简称《合同法解释二》）第2条就充分体现了对合同“尽量认可形式有效原则”，该条规定，当事人未以书面形式或者口头形式订立合同，但从双方从事的民事行为能够推定双方有订立合同意愿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是以合同法第10条第1款中的“其他形式”订立的合同（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3 涉外合同的法律适用原则

从《法律适用法》第41条文义来看，关于涉外合同的法律适用原则问题，我国主张以意思自治原则为主，以最密切联系原则为补充。同时，《合同法》、《民法通则》、《海商法》、《民用航空法》等相关法律，《法律适用法》其他条文以及相关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对于意思自治原则，主张以强制性规则和公共秩序保留制度予以限制，在此基础上，通过“特别法优于一般法”之国内法的基本适用规则又确立了我国涉外合同的法律适用之第三项原则，即“国际条约优先适用和国际惯例补缺适用原则”。

3.1 意思自治原则

意思自治原则，系涉外合同的法律适用方法之主观论确定的法律适用原则，其核心内容为：合同关系的当事人既然可以按照其意志自由地订立合同，当然也有权力决定适用于他们之间合同的法律。这一原则最早见于16世纪法国学者杜摩兰《巴黎习惯法评述》，自18世纪始便为多数国家立法和实践接受，现已成为当代涉外合同法律适用的一个基本原则，也在其他涉外民事法律关系中发挥选法作用，并被有关的国际公约所采纳。
我国《法律适用法》赋予了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以突出地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它将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作为一条宣示性条款，规定在总则中(第3条)，体现了该法的先进性和开放性。第二，意思自治原则适用的领域得到极大的扩张。除传统的合同领域(第41条)外，在委托代理(第16条)、信托(第17条)、仲裁协议(第18条)、夫妻财产关系(第24条)、协议离婚(第26条)、动产物权(第37条)、运输中的动产物权(第38条)、当事人在侵权行为发生后对一般侵权责任(第44条)和知识产权侵权责任准据法的选择(第50条)、不当得利和无因管理(第47条)、知识产权的转让和许可使用(第49条)等领域，均准许当事人协议选择准据法。
在我国涉外合同领域中，意思自治原则是其法律适用之首要原则。《法律适用法》第41条前段规定，“当事人可以协议选择合同适用的法律。”其他相关法律的相关条文规定也足以充分证明这一点：我国《民法通则》第145条第1款规定，“涉外合同的当事人可以选择处理合同争议所适用的法律，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合同法》第126条第1款作了与《民法通则》第145条第1款完全相同的规定；此外，《海商法》第269条、《民用航空法》第188条也有类似的规定。在涉外合同的法律适用问题上，确立意思自治的首要原则，有利于当事人预见法律行为的后果和维护法律关系的稳定性，亦有利于争议的迅速解决。当然，这一原则的适用要遵守合法、诚实信用、善意等基本规则，同时要受到一些具体条件的限制，具体说来，主要表现在：

3.1.1 当事人选择法律的方式

对于合同准据法的选择方式，国际社会普遍肯定明示选法，而对于默示选择，存有不承认、有限承认和承认并允许法官在审理时推定当事人的意图三种态度。在重视法官自由裁量权的法律传统的国家中，对待默示选择问题多持有限承认或者承认之态度。
我国《法律适用规定》第3条规定，“当事人选择或者变更选择合同争议应适用的法律，应当以明示的方式进行。”第4条第2款进一步规定，“当事人未选择合同争议应适用的法律，但均援引同一国家或者地区的法律且未提出法律适用异议的，应当视为当事人已经就合同争议应适用的法律作出选择。”从上述条文内容看，我国司法实践在选择涉外合同适用法律的方式问题上，除明示外，也采取了承认默示选择的态度，只是法官在推定当事人默示选择意图时，需要根据以下三个条件作出判断：(1)当事人在规定时间内未达成选法合意；(2)当事人双方均援引同一国家或者地区的法律主张权利；(3)当事人双方均未对法律适用问题提出异议。由于《法律适用规定》因与《法律适用法》相冲突而为法释[2013]7号所废止，在合同准据法的选择方式上，《法律适用法》第3条规定，“当事人依照法律规定可以明示选择涉外民事关系适用的法律。”从文义解释，该条实际上否认了我国涉外合同法律适用的司法实践中肯定当事人默示选择法律效力的做法，即我国不承认默示选择，当事人要选择涉外合同适用的法律必须通过口头的或书面的明示方式进行。但是，由于第3条置于《法律适用法》第一章“一般规定”中，从立法精神看，显然其作用不在于实践中的直接运用，而为彰显法律的立法宗旨和原则，故当事人对于合同准据法的选择，除强调明示方式的原则性规定外，实践中采取的承认默示选择的做法应继续沿袭采用。这一论点也得到了最高人民法院的支持。《法律适用法》颁布之后出台的《法律适用法解释一》第8条第2款规定，“各方当事人援引相同国家的法律且未提出法律适用异议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当事人已经就涉外民事关系适用的法律做出了选择。”
需要注意的是，对于当事人选择法律的方式，《法律适用法》第3条除强调原则上以明示方式进行选择的限制条件外，还强调另外一个基本限制条件，即要“依照法律规定”。这一限制条件主要包含有三个方面的内容：
(1)在法律不允许选择的领域内，当事人不能行使准据法的选择权。比如劳动合同，《法律适用法》第43条直接规定应适用劳动者工作地法律；难以确定劳动者工作地的，应适用用人单位主营业地法律。劳务派遣，可以适用劳务派出地法律。那么，就合同准据法的选择而言，争议发生后，关于劳动合同，当事人就不能对适用的法律作出选择，只能依照规定依次地适用法律；而对于劳动合同、消费者合同之外关于法律适用规则的合同其他领域依第41条规定则是允许当事人作出法律选择的。
(2)在法律没有涉及或者规定的领域内，由于缺乏法律依据，当事人不能行使准据法的选择权。这一内容体现在《法律适用法解释一》第6条规定上，即：我国法律没有明确规定当事人可以选择涉外民事关系适用的法律，当事人选择适用法律的，人民法院应认定该选择无效。
(3)在法律允许选择的领域内，不得规避我国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这一内容体现在《民通意见》第194条、《法律适用法解释一》第11条等规定上，即一方当事人故意制造涉外民事关系的连结点，规避我国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或者禁止性规定的，人民法院应认定为不发生适用外国法律的效力。

3.1.2 当事人选择法律的范围

关于当事人选择法律的范围，我国在涉外合同的法律适用问题的司法实践中，其基本态度是：通过冲突规范即法律适用法援引适用外国法时，只适用外国的实体法，排除反致和转致的适用，以增加准据法确定中的确定性和可预见性。如《民通意见》第178条第2款规定，人民法院在审理涉外民事关系的案件时，应当按照民法通则第八章的规定来确定应适用的实体法。《法律适用规定》第1条规定，涉外民事或商事合同应适用的法律，是指有关国家或地区的实体法，不包括冲突法和程序法。这与国际社会的主流认识是一致的。《法律适用法》第9条规定，“涉外民事关系适用的外国法律，不包括该国的法律适用法。”这是我国立法上对反致作的首次明确规定，与我国司法实践中的做法是相契合的。
在实体法选择的自由限度中，或者说当事人选择的实体法是否要与合同关系存在一定的空间联系，国际私法领域中存在有限论和无限论之争，前者注意到了预防当事人规避法律的情形，主张选择的实体法只限于与合同争议有实际联系的法律，后者则强调充分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由，任其合意选法，以顺应频繁的自由贸易需求。
在我国涉外合同法律适用的司法实践中，自1987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涉外经济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答》（已废止。法发[1987]27号，以下简称《问题解答》）始，对实体法选择的自由限度就未作任何限制。《法律适用规定》也是如此。《法律适用法解释一》仍继续坚持了这一意见，其中第7条明确规定，“一方当事人以双方协议选择的法律与系争的涉外民事关系没有实际联系为由主张选择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3.1.3 当事人选择法律的时间节点